如彗星划过夜空(71)_林达

七一

　　再说巴迪坚回到华盛顿，已经是6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他在机场就打电话给当家的总编布莱德利，告诉他，东西到手了。布莱德利非常激动，要巴迪坚直接到他家里来。同时，他也把报社的一批能人召到家里。他们要在这里讨论，怎样处理这批文件。

　　布莱德利还把为《华盛顿邮报》提供法律服务的RKW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请来了。

　　在这儿，《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对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发生了分歧，产生激烈争论。

　　巴迪坚带回来的破纸板箱里，有大约4500页机密文件复印件。《华盛顿邮报》面临的法律问题在于，纽约的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出了暂停发表的禁制令。如果《华盛顿邮报》坚持发表，可能被解释为对抗法律，不尊重法庭。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禁制令，《华盛顿邮报》参与发表文件，就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抗争中走到了前列，有利于报纸“树立形象”。这里，既有新闻职业的利益，也有风险。

　　《华盛顿邮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的，就是它有一些涉及公司法的顾虑。《纽约时报》是一个大报业集团，《华盛顿邮报》却是所谓媒体集团的龙头老大，这种媒体集团一直受尼克松及其手下人的攻击。媒体集团一大，它下属的单位接受政府法律管制的地方也就多，政府要找茬就比较容易。

　　就在这样争论的同时，布莱德利已经安排了一干报道越战问题最出色的记者在另一个屋子里写稿子，另外一班人在对那一大堆文件进行归类分析阅读。

　　律师事务所来的法律顾问坚决反对发表政府机密文件。他们提出，在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必须等待纽约的联邦法庭对《纽约时报》一案的结论出来，等待那儿的法庭对新闻自由问题做出裁决以后，再来决定怎么处理五角大楼文件。

　　也有反对发表的人提出，《华盛顿邮报》根据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撰写自己的新闻报道，甚至可以说这些新闻来源于五角大楼文件，但是不直接引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更不全文照发地公布五角大楼文件。

　　巴迪坚后来回顾这次争论的时候说：“全国所有的报纸，不应该感到自己受政府对《纽约时报》采取的行动的束缚。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的手里有着对公众利益至关紧要的信息。我们有最出色的记者正在撰写报道，他们在这个领域从事报道十年到十五年了，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什么对国家是危险的，什么是不危险的，他们每天都在处理这一类的新闻。他们熟悉这一类的文件。这个问题涉及新闻自由，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表，就会显得好像我们不支持《纽约时报》。”

　　巴迪坚说出了一句代表了记者编辑心声的话：“坚持报纸有发表权利的惟一办法就是发表。”

　　整整一天下来，到傍晚的时候，律师和编辑似乎要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延迟二天，不在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是给司法部长发个通知，来个先奏后斩：“我们得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正在准备，将于星期天发表。”

　　就在这个时候，在书房里起草稿子的记者们饿得半死，出来找吃的，听说这个妥协，顿时大哗。记者们说，这是这辈子听到的最混蛋的主意。《华盛顿邮报》德高望重的记者罗伯茨指责编辑和律师“匍匐在司法部长面前”。他说，如果《华盛顿邮报》不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他就将立即辞职，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而且还有两个星期就退休的《华盛顿邮报》，他还将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和《华盛顿邮报》的决策撇清。

　　巴迪坚凑到他的顶头上司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面前：“你如果不发表，整个报社就要反了天了。”他低声地求他的上司：“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发表的。”

　　布莱德利脸色越来越发灰，终于决定，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的家其实就在几个街区之外，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惊动她。现在，只好请《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亲自拿主意了。

　　在汇报了两派的意见，把这个困难的决策提出来以后，这些见多识广的编辑记者和律师，等待一个女人做出决定。

　　凯瑟琳·格雷厄姆，尤金·迈尔的女儿，这个时候已经在历经生活沧桑之后，接下了父亲和丈夫留下的《华盛顿邮报》。60年代的战争和社会变革、动荡，在美国造成的观念的分裂，也进入了她的家庭。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在越南战场服役，一个在街头反战，一个在家里吸毒。

　　越战开始以后不久，《华盛顿邮报》就开始刊登读者辩论，对战争发表不同的意见。凯瑟琳·格雷厄姆原来和约翰逊总统有着很好的私人友谊，可是，报纸和政府立场的不一致，也影响了这样的友谊，他们之间变得疏远了。

　　凯瑟琳·格雷厄姆不仅坚持她父亲的办报原则，也坚持主编负责制。假如这次不是牵涉到违反法庭禁制令这样的大事，一般来说，报纸的立场完全不必听从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意见。有一次，一个试图调解总统和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关系的朋友，对约翰逊总统说，报纸的立场并不是凯瑟琳的指使。总统回答说，“天哪！假如我拥有那家讨厌的报纸，我就会让我的手下人做我要他们做的事情。”凯瑟琳·格雷厄姆事后说，这就是政治家对一个出版商的想像，“也许每个政治家都相信，出版商会坐在办公室对记者发号施令，甚至告诉他们写什么、什么时候写”。

　　凯瑟琳·格雷厄姆说：“总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就像大多数人不理解一样――编辑应该有自主权，这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办好报纸。我习惯于把它描述为自由，而不是许可。我那时感到，现在也是这么想，我从没有反对过林顿·约翰逊，我只是在根据自己的理念办报。”

　　尼克松上台以后，对《华盛顿邮报》可以说是怒气冲冲。据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尼克松“曾经两次生气地取消订阅我们的报纸”。

　　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作为老板，她必须考虑的事情当然比雇员要多。两天前，1971年6月15日，《华盛顿邮报》集团公司恰好在两天前上市，假如现在违反法庭对《纽约时报》做出的禁制令，刊出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很可能公司就是犯了刑事罪。证券市场就有一套现成的制度来干预，认购者完全有权退出合同。如果被判为刑事重罪，公司拥有的经营电视台的执照就可能被吊销。公司正在进行的高投资就可能出大的问题。因此，虽然看上去大家在冒风险，而事实上，最终的分量全压在凯瑟琳·格雷厄姆身上。如她事后回忆，“在这个决策上，我是冒着毁掉整个公司的危险”。接到报社的电话，她向律师咨询。律师并不支持她，但是对她说，现在是你自己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电话的另一端，编辑们在等着她做出决定。她手执话筒，不由自主地感觉压迫和紧张。

　　终于，她对着话筒说：做下去吧，我们把它登出来！

　　这时候是半夜12点25分，离报社的截稿还有最后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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