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56)_林达

五六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可能一步棋下去之后，后面就只能穷于应付。

　　为了压制来自自己阵营的反对声浪，林肯总统因此将宪法所规定的终止“人身保护状”的权力，划入战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两次宣布，在整个北方，只要某人被宣布为有“不忠实行为”，就可以被终止他所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州长西摩提出抗议，认为“战争不能窒息自由”。可是，站在共和党立场的《纽约时报》却回应说，“国家安全就是最高法”。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林肯总统的个性就是一个暴君，可是，在战争的逼迫下，他还是动用了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矛头直指公民权利。人们今天注意的，不是这对林肯总统个人带来多大的损毁，而是注意权力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民选官员仍然必须时时被监督和制约，否则民众的自由仍然是脆弱的。这正是建国者们当初担心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逮捕了超过千人，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骂了一句总统“混账东西”的平民。而在南方，同样的民选官员，照样听任军事法庭把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甚至有被处死的。双方在战时发生的这种事情，异曲同工。

　　这场林肯总统的内战，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要命的还是征兵。第一次征兵是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北方人在动员号召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征兵很容易。第一次出阵，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看热闹的平民，似乎是志在必得的神气。流血死亡的战争残酷，要在战斗打响之后，才会显出它的狰狞面目。大批伤亡出现之后，这样一场内战的兵源肯定是困难的。

　　联邦政府招兵，理想的宣言和军饷的诱惑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必须借助战争对抗本身引出的仇恨和对抗心理。可是当招兵数量太大、牺牲太多的时候，还是出现募兵越来越难的困境。那个时代，每天有很多欧洲移民从纽约市的港口入境。当时的征兵官员，甚至在这些移民上岸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征为北军士兵，送上南北战争的前线。即便如此，兵员仍然不足。自愿的募兵方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战争。

　　1863年3月3日，林肯总统宣布了《征兵登记法》。南北战争，在北方一边，自愿的募兵制已经变成了强制征兵。这个《征兵法》有数项免征条款，其中一条是可以用缴纳一笔300美元的“替代款”（commutation fee），免服兵役。在1863年，3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北方各大城市引起抗议，纽约市成为抗议的中心。而林肯总统这时又要求征兵30万人。

　　在美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社会也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核心文化，只存在于中上层、至少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民众之中。而动荡的因素却很多很多。当时，潮水一般的新移民涌进这个还很贫穷、制度还在实践半途之中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他们的帮派和械斗。年轻人不要说法治教育，连基本教育也没有，移民们互相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寻求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无法完全畅通，不公平的政策非常容易引发恶性的暴动。

　　1863年7月11日，纽约市的征兵办公室，用转轮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纽约市的第一批1236名被强征入伍的名单。这批名单第二天在《早报》刊出，也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告示。非常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刚刚结束的盖提斯堡战役的纽约市士兵伤亡名单，也在街头公布。盖提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死和征兵两批名单同时公布，加上《征兵法》本身的不公正，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柴油，顷刻之间，点燃了民众的暴动烈焰。

　　1863年7月13日，一开始，是暴动的民众焚烧了位于第三大道和第46街的征兵办公室。大城市一旦暴动，就会迅速蔓延，警力根本不足以控制局面。纽约完全陷于黑暗之中。铁路被切断。暴动最后卷入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爱尔兰移民。他们本来就贫穷、谋生困难，再加上在生存竞争中，为争抢工作机会，平时就经常和黑人发生暴力冲突。也由于当时林肯总统已经切换了战争主题，从求“统一”变换为“解放黑奴”，结果，使得愤怒的暴动民众很快从攻击征兵官员和警察，转为迁怒于废奴主义者和纽约的黑人居民。

　　狂暴的民众开始发泄，攻击和私刑处死黑人，甚至焚烧黑人的孤儿院。纽约到处发生纵火、抢劫和谋杀。局面完全失控。暴民杀死至少105人，财产损失至少价值当时的150万美元。

　　警察和调来的军人都无法重新控制局面。最后，联邦政府从宾夕法尼亚州调来步兵团弹压，暴乱才逐渐平息。这一事件被“吉尼斯纪录”评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暴乱。在军队弹压下的死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事后，将近6000军人在纽约扎营几个星期。我们最近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素描作品，是当时的人用画笔记录的这段时期军队驻扎纽约的情况。这是纽约市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是美国历史上异常悲惨的一幕。

　　由于“纽约征兵暴乱事件”发生在盖提斯堡战役刚刚结束之后，和这个战役的大悲剧和巨大伤亡相比，纽约事件居然都“小”到很少再被人特别提起。当它成为历史，它又成为南北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和死亡618万人的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相比，它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战争本身压倒性的分量和战后收拾残局的艰难，形成巨大的身影，挡住了人们对这一悲惨事件的充分讨论。

　　“纽约征兵暴乱事件”之后，林肯的联邦政府征兵的方式之一，只得用300美元一个，“买”来雇佣军人。甚至招募者万里迢迢去欧洲招兵。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的北军一方，有毫不相干的欧洲雇佣兵。其中有个因为和继父不和，一心想当兵逃离家庭的17岁年轻人，他又瘦又高，完全和一根竹竿一样晃来晃去。他试图加入法国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都因为体弱而没人要，最后竟然被招到北美，参加南北战争。他聪明之极，估计到招募者要中间抽成，就在船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跳船游上岸，又坐火车赶到纽约，把300美元全数领进自己的腰包。好在那已经是1864年，战争很快结束，他在美国留了下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

　　查阅一份份描述“纽约征兵暴乱事件”的资料，令人很难平静。

　　今天，回顾、记录和研究这一事件最多的是黑人社区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暴乱的受害者。可是，事件本身的教训，远远超出了种族冲突。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看到，在民主体制之下，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即便是直接的民选政府，还是可能建立不公平的法案，损害民众的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渠道。他们有自己习惯的解决方法，在一些非常条件下，情况可能突然恶化。

　　讲述这个故事，是让你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移民、民主起步非常早、由差异非常大的独立地区联合起来的特殊国家，纸上的制度必定会经受很严峻的考验。不仅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纽约当时也是移民人口自然暴涨起来的大都市，任何一个处理不当，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引爆不同文化移民间的暴力冲突，更不要说还遭遇内战这样的非常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如何防止城市冲突酿成暴乱，都是美国这个特定社会长时期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美国200年的社会进步，也是逐渐寻找缓解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引向合理的出口的过程。

　　战争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严重破坏了美国建国以来的制度设置。国会里一度只有北方人。所幸的是，由于南北双方对宪法的认同，使美国在战后尽可能避免走极端，不人为地加深战争带来的怨恨，而是以较快的速度，尝试回到原来的法治传统之中。

　　在制度上，南北战争之后的成就是：在1804年的第12修正案整整60年以后，美国又一次增加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3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肤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南北战争后的三大宪法修正案，在制度上回应了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的民主的困惑。民主制度是多数的统治，可是多数也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多数也会犯错误，多数也会被政治家蛊惑操纵。因此，仅仅是能够保证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好的民主制度，必须保证少数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说，公平的选举程序能够实现多数统治的话，那么，保障个人自由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也依靠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回答就是：用宪法，用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3、14、15修正案，来保障一个少数人也有自由的民主制度。从此以后，“民主”在美国的含义，开始逐渐“现代化”。在经过几次民权运动之后，今天在人们提到“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和美国建国初期时的概念已经不同，少数人的自由，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下次再聊。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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