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7)_林达

七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话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英王那里。1730年，英王把和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封给贵族巴尔的摩的时候，规定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但是英王偏心巴尔的摩，就把波托马克河的整个水面全部划给了马里兰。这种划分界河的方法实在是少见。弗吉尼亚人挨着河边望洋兴叹，连打条鱼、过条船都不行。两个州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为河的使用权争论不休。那个时代，没有像样的公路，陆运千难万难，马车送个把人还可以颠簸一下，要运送货物就非得靠水运不可。所以，航运权就是生命线。

　　美国独立以后，两州关系更为紧张。1785年3月，两州商量各派委员，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镇开会协商。这个小镇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漂亮的小城。小城就在河边，那片水面美极了，老街很有味道，一条条横街挨着起名字：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公主街，特别有趣。华盛顿将军解甲归田，他的家维农山庄，恰在亚历山大镇附近。此刻他正过着农家生活，这是他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天天梦想的日子。将军是弗吉尼亚人，当然关心这个调解会，就干脆把会议请到家里来开。华盛顿没有官职，却希望为家乡出把力。

　　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各州都认为自己有“主权”，不必受他人的制约。一些政治家仍然认为，州的强大是自由的保障，哪怕一丝一毫削弱本州的政治权力，都会威胁本州民众的自由。再次协调时，他们干脆拒绝出席，遂成僵局。而弱小的联邦政府，对这一类争执完全没有裁决权。死结无法解开。

　　这只是千头万绪、此起彼伏的州际矛盾之一。要是把当时美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矛盾、内外交困的故事讲一遍，大概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现有的政府大陆议会，是根据战争时期的邦联条款成立的。要纠正，就必须从修改这个条款着手，改革才是合法的。于是，他们号召各州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会议，议题是“修改邦联条款”。

　　于是，1787年，在美国尝试了四年的联邦“弱政府”之后，各州商定，再次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在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试着重新为未来的美国，建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组织。那就是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

　　你也许会说，原来美国独立之后有那么多问题，美国的建国者们怎么不负责任呢。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当初他们的“散”是如何重要。要知道，打完独立战争，那还是1783年。不要说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就是全欧洲，包括欧亚之间的俄国，也都在帝制之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皇权还是主要的统治方式，专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欧洲国家虽然在学界吹拂着改革之风，深刻地影响着宫廷，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变革，可是，他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举步维艰。

　　在当时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民主制度的大国。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型战争的胜利者，要站出来当个独裁者的话，真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就是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还少吗？看了他们，再看美国的国父们，你会发现，他们例外地有着一种欧洲学者式的思考、新大陆人的朴实和一份当代政治家少有的天真。

　　他们理解各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状态和制度，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他们并不想以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剧烈变革的方式去过度推进。美国革命的结果，仅仅是英王离开，各州原有的法律制度一点没有破坏。而这四年的“散”，却给各州带来了制度实践的空间，民主制度先在地方城镇和州一级开始尝试、实施，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他们的“散”，首先是对民众自由的尊重。他们既没有那种负面意义的“个人野心”，没有要愚弄民众、谋一己私利的那种控制欲；同时，也不过于自信地、持有那种被看做是正面意义的“个人抱负”，不认为“我”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散”的潜台词就是，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的，“野心”和“抱负”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或许这样的理解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只是对主观意愿的描述。而政治人物持有怎样的主观愿望，是善是恶，只能根据他的自述，很难客观评判。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也可以辩解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人们能够评判的，只是客观结果。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过分崇拜，不论是出于“抱负”还是“野心”，都是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看上去缺乏自信，却正是当时政治家很难得的谦卑。

　　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欲望突然增强，而是他们发现“过弱”的“弱政府”，并不起作用，这是他们要修改政府组织的原因。可是，当初这个弱政府的产生，又是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强政府”会自我膨胀，最后吞噬民众的自由。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尴尬，当初对强政府的忧虑，一点没有消失，而弱政府又不管用，他们被逼着要造出一个可能会恶性膨胀的怪兽来。

　　反省最初发生在上层精英之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对全局纵横交错的问题看得更清楚。而当时的大量美国民众，还局限在自己的蜗牛壳里，不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追求绝对个人自由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因而，反对强政府的观念仍然在美国民间风行。制宪会议消息传来，也就引出许多反对意见。农夫的道理很简单，有政府就要抽税，抽税的家伙就可能欺压百姓。

　　因此，参加会议者，一方面要不顾民众短视的干扰，一方面还不知道制宪的前景如何。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基调――美国的建国者们忧心忡忡。

　　而这次会议的主席华盛顿将军，一开始就不想参加这个会。当时各州互不相让的景象，使将军心灰意懒。根据前几次州际矛盾协调的情况去看，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对这次费城会议持乐观态度。更大的可能是会议失败，或者貌似成功，结果却无法推行。战争令将军身心疲惫，如今好容易如愿在家务农，他何苦吃力不讨好，去和又一个前景堪忧的会议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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