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8)_林达

一八

　　最后一次相遇

　　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细节，例如“父母缺一”可以进国营工厂，其余只能进“大集体”。我于是去了一个“大集体”的修建队。修建队是新组成的，除了几个老师傅，四十个左右新手，全是刚从天南地北农村回来的“独苗”和“独留”。我开始熟悉新的环境，拜师傅，学木匠。

　　上班地点是在上海边缘杨浦区的一个养猪场。在猪圈对面搭了一个大棚子，权充我们的工场。中间有粗加工的电刨电锯，主要的细加工全靠鲁班时代的工具，天天斧锤锯凿，当学徒还不摸门，一失手就见血。

　　到新单位时间不长。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条大口子，当时的规矩，我们工资每月三十元六角，半年后每月三十六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资，工伤可以不扣工资。去医院验明伤情，拿了病假单，得到三天的额外假期，暗暗窃喜。每周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贵。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书店。当时，外文书店后面开了个鬼头鬼脑的后门，要查验介绍信才能进去，里面全是国家经营的影印版外语书，我们这类入学无门的，千方百计弄了介绍信，有钱没钱地常在里面转转。

　　我家在苏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几道桥可以过去。我那天选了清静些的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算太宽。我骑自行车，刚刚越过桥顶开始往下冲，突然，听到前面一声很闷的声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不知从哪里跑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都是，都在往前冲，周遭大乱。我条件反射地赶紧刹车，已经在冲下一半的桥面上。下了车愣在那里，只见人们向桥下一栋高楼飞跑过去。那栋七层楼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楼，楼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闻电影院，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这里看电影。后来它改了名字，叫“外贸会场”，属上海外贸公司。耳边只一片嘈杂：“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我有一种要反胃的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几年的上海，跳楼自杀相当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可是，这已经是1975年下半年，自杀已经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楼。现场离我只有二十米左右，已经围了许多人，我木然调转自行车，逆着人流的方向推车往回走，走出一段骑上车，再也没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达奇珍情绪激动地来找我，进门就说，你听说没有，大申今天跳楼自杀了。问明时间地点，我傻了。在乍浦大楼前的那个瞬间，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后一次相遇。

　　达奇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大申还在那个加工组的油漆车间工作。最近，据说车间丢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后期是一种钝钝的日子，大多数人感到厌倦，年轻人百无聊赖，纷纷开始小打小闹地改善生活。工资太低，大家习惯从单位里拿点公家的东西回去作补偿。年轻人拿单位里的东西回去打家具干点私活儿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来很困难。达奇珍在自己家楼上，看到过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捡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达奇珍都坚信，大申绝不可能去拿单位的油漆。说不出什么理由，有的人就是不会，大申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这么说，就是假如说我相信自己会去拿这些油漆回家，我都坚信大申不会，就像他会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而我断断不会一样。这里没有什么逻辑，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当时的逻辑，是样板戏《海港》的逻辑，每个单位都有“敌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们在“破坏”。依据这样的逻辑，大申因他的“刑满释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认偷窃，而他拒不承认。当时的工作单位，都兼有无限制不受监督的司法执法功能，单位领导只要高兴，可以随时宣布关押逼供，可以对“敌人”做任何事情，“敌人”理所当然地没有权利。

　　我不知道详情，我只看到二十五岁的大申从七层高的楼房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年底，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

　　2001年我回国探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关大申生前的细节。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阴路“积善里”弄堂口和29号门口，分别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当年的同学，他们有和大申同一年级的，但不同班。我问起李大申，谁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同学。

　　我又见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个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讲起，问了几个应该是大申同学的人，都不记得他。我说，我是不是记错了大申的年级。奇珍说，不会错的，因为她的小姐姐达孝珍，是大申的小学同班同学。

　　窗外的大街上走着许多年轻人，大申也曾一样年轻。我问达奇珍，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人们会不会以为，这只是我们这代人编造的故事？奇珍望着窗外，没有回答。

　　于是我决定把它现在就写出来，写出全部真实的人名地名。人们假如不信，至少今天还有机会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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