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47)_林达

四七

　　可是，盖勒廷博士一点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基于人道理由设计构思的死刑机器，却在历史上投下了一个恐怖而令人厌恶的剪影。它变得恶名昭著。法国人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断头台，使得盖勒廷的名字也连同一起被牵连，这是博士更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了。

　　可是，这个显然是人道的设计，又如何完成了这个非人道的转变呢？类似断头台的形式，虽然早在中世纪就在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用过，在此后，也一直沿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人们又仅仅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相联系？

　　也许，是因为它斩下了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头颅？的确，那是一个至今无法磨灭的历史刻痕。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特殊，还因为回首当年，已经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处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结果。于是，在割掉国王的头颅之后，法国人留下的艺术品反而是悲悯的。油画作品中，都是这样的形象：路易十六在临刑前夜，持重地向哀伤的家人告别；囚室中的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祷告中获取面对厄运的力量。法国人反而一代代地传颂这样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断头台的时候，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习惯性地轻轻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下，面对欢呼的人群，他说，“人们，对于被指控的罪行，我是无罪的”。在断头台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我的血，能够成为法国人民福祉的凝结剂。”

　　这些故事有着相当的根据。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妇的纪念小教堂里，我们可以看到刻着玛丽·安托瓦奈特给儿子留下的遗书。其中有一条，就是叮嘱他，记住父亲的遗言，千万不要寻求复仇。只是她没有想到，她唯一的儿子，不久将在十岁的年纪死在大革命的牢里。

　　也许，是因为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人口两千五百万的法国，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一万七千人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三十八分钟里，断头台砍下了二十一个头颅。也许，是大革命期间的断头台旁，永远挤满了嗜血的民众，对残酷的展示和鼓励成为公众节日和公共教育，使后人不堪回首。在断头台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巴黎民众嫌行刑的过程太快，使得他们无法充分欣赏死囚的痛苦。他们在下面齐声高唱着，“把我的绞架还回来！把我的绞架还回来！”这呼声不是响在中世纪和旧制度的时代，而是有了《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才是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过去之后，巴黎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寻到当年受难者被随意丢弃的公葬沟，在那里修建了公墓，这就是巴黎的皮克毕公墓（Jardin de Picpus）。此后，有了这样的规定，只有大革命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和后代，才能葬于此地。

　　拉法耶特夫妇也安息在这里。他们获取这个资格，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亲属，被断头台夺去生命。他们是作为受难者亲属，来这里和亲人团聚的。他们的墓地上，终年飘扬着美国国旗。在每年的7月4日——美国国庆，美国大使都要来到这里，主持一个升旗仪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国家，拉法耶特推动和参与了革命，也被革命宣布为“叛国者”。这个收留“断头家族”的墓地，是他们夫妇最终认同的归属。然而在美国，他却是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直到今天，还有两百年前受难者的后代，在去世后归葬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和安慰他们死于非命的先祖亡灵。

　　“自由广场”上的断头台，早已经不再是仅仅属于法国的一个历史遗物。它随着雨果的《九三年》，随着狄更斯的《双城记》，走向了整个世界。以致在近八十年以后的中国，都会在一些年轻人的心中，砍出一条信仰的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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