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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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