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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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