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李敖 > 要把金针度与人 | 上页 下页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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