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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吴宗濂“随軺笔记”

　　虽然“伦敦蒙难”的内情已如上述，但是，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在我们历史家眼中，却也不能不注意。所谓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就是针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的吴宗濂《随軺笔记）。这部书对洗刷老K的历史，显然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軺笔记》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一）的出版品，书前廖寿丰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俞钟颖的序写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内grffiid，却是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龚照缓出使英国的事。当时龚照瑷以候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需要翻译人才，乃由安徽巡抚沈仲复推荐，由江苏嘉定的吴宗濂担任。吴宗连字挹清，中华民国成立后，做过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一九一八年参议院议员，他是个通晓洋务的有心人。在他随龚照瑷出使的时候，虽然“派司译务”，但是也为老龚写《起居注》、起草文件等等，这部书的产生，就因此而起。《随軺笔记》共四卷，分类及标题如下：

　　卷一　记程　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景　周著

　　卷二　记事　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　清编辑

　　卷三　记闻　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　清编辑

　　卷四　记游　嘉定吴宗濂景周译纂

　　在这书卷二记事中，收有两篇重要的文字，一篇是《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一篇是《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都是孙中山“伦敦蒙难”当时的记录和第二年（一八九九）的追记。这两篇文字因为是当时驻英使馆的内部文件和当事人文件，所以极富史料价值，并且帮助我们了解非一面之词的真相。因为这些文件太珍贵了、太罕见了，我把全文收在后面。

　　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

　　敬密启者：七月间接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钧署电令确查该犯欲往何处，密电敝处，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等因，并附录节略前来。嗣子八月十九日接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由纽约搭轮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当即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为代拿）据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密尾行踪。该犯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剪发洋装，偕行有二西人与之稔熟，伦敦则有二西医，一名坎特立、一名门森，曹住香港，与该犯交最厚。前该犯由粤垣逃至香港，即潜匿坎特立之宅也。

　　讵意该犯于九月初四日，改名陈载之，来至使署，询有无粤人；次日复自来使署，探问中国情形。按公法，使署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电请钧署核示。迄奉复后，即赶紧购定轮船，拟设法潜送到船，逞解粤省。乃该匪党以其久不归寓，疑其必在使署，日夜在外伺察，意图截劫，势难送出。旋据外部私向参赞马格里云：“中英交犯约经曾前大臣议而未成，刻下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友邦之地，殊与公例未符。”盖业经孙党贿通日报并报知外部也。党与商允，如该犯回香港，必饬港督严察以戢乱谋，并请弟具文，以凭转饬照办。爰于十七日，将该犯释放，仍派包探密跟，讨扣留在署十有三日。

　　二十日复奉钧署巧电，内开香港交犯约指为谋反，辄不肯交，具文外部，宜商律师，具见堂宪审虑周详之意，当商据律师哈华托云：“如以匪人多借香港为谋乱之地，请外部饬香港地方官概加严察而不专指孙文，非特无碍香港交犯约，且可补该约未备之辞。”外部侍郎山德生亦言：“英不能准匪人借其属地谋乱友邦。”因即按哈律师言，于二十日照会外部堪纤盖系。又查该犯来英意在煽惑，英人固不为所动，即华人除使馆各员外．虽有在海口当水手者数十人，亦无被其诱惑之事，合并附陈。除一切情形节经电达，所有孙文与看管委员邓翻译廷铿问答节略另录呈览，统祈代为回明堂宪为荷（英字第二十一号丙申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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