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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口诛(2)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二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二个大人物之间作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儿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的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做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人人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别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作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鲁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们,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中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

  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宿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讯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的,我去了东吴。

  去东吴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生们贴海报,一路从校园里贴到校门外,这一演讲,算是一场“下马威”;9月对日,我上课那天,教室内外也形成挤挤挤挤场面,我在头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爷、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海内外舆论报道我上课盛况,当晚“中国电视公司”也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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