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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胡七想了一下,恍然若有所悟:

  “说得也是,他若背叛了,他该明白再来不就是送死吗?他还不明白我们不会饶他吗?他上次还告诉我们,湖南马福益那一帮前一阵子四当家的犯了则,兄弟们决议是叫他从山顶跳下去,最后兄弟们送他上山,他一边走,一边还照顾送他的大哥,说:‘大哥小心走,山路太滑。’马福益是三哥的同乡,又是朋友,三哥难道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我不信。”

  “也许他不认为他犯了规矩吧?所以他敢回来。”有人说。

  “犯规也好、不犯规也罢,问题是他如果背叛了,他回来干嘛?他总得有个目的啊?”又有人说。

  “目的就是拉咱们一起跟他下海,一起做满洲人的奴才,他自己一个人做还不够!”胡七把树枝一丢,大声说。

  王五望着天,含着烟,并没有抽。终于转过头来:

  “不要瞎猜了。三哥一定有他的原因,这原因不是你们能猜得透的,也不是我王五猜得透的。他学问太大,我们是粗人,我们不清楚。只清楚谭嗣同绝不是背叛朋友的人,我敢以这颗脑袋担保,我王五活了几十年,五湖四海,阅人无数,就没把人看走眼过,我就不相信谭嗣同有问题!谭嗣同有问题,不要他从山上跳,我先跳!不但先跳,并且挖下我眼睛后再跳!”

  “我们当然相信大哥,相信大哥不会看走了眼。”胡七心平气和他说,“我刚才动手,也说不出为什么,大概三哥不告诉我们,不让我们这些粗人明白,所以气起来了。”

  王五白了他一眼:“不对吧,他是要告诉我们的,他好像说了。你们总该先听我把话说完’的话,还说了‘好合好散,也落个明白’。可是你没听进去,就动了手了。”

  大家望着王五,低下头,胡七也低下头。低了一下,又抬起头,望着王五:

  “这可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

  “还是要先听听他的。”王五说着,站起身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一起走进屋去。

  他们再进房里的时候,谭嗣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脸。那脸盆是搪瓷的,可是已很破旧!原来的盆底已烂了,是用洋铁皮新焊接的。焊工在北方叫锯碗的,他们把打破的碗接在一起,把破片和原底两边外缘钻上钉孔,再用马蹄形铜扣扣入钉孔,最后涂上白色胶合剂,就变成了整补过的新碗。锯碗的同时可用白铁皮焊壶底、焊脸盆底、焊水桶底……他们是废物利用的高手、是家庭日用器材的修补人。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大多大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谭嗣同搽脸的时候,王五走过来:

  “你流了不少的血。他们太莽撞了。”

  谭嗣同苦笑了一下。从水缸里舀出两勺清水,洗着血红的手中。

  “让他们洗吧,别洗了。”王五说。

  “没关系,还是自己洗吧,有机会能洗自己的血,也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抬头,停了一下,又低下来,“血会流得更多,自己要洗,也洗不成了。”

  “弟兄们太莽撞,三哥不要介意。”王五说。

  “怎么会。”谭嗣同说,“也要怪我自己。我一直没好好使大家明白这回事。”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问,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者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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