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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想起在国内时,她的研究所旁边有一个由外地农民支撑着的农贸市场,他们从农村来城里打工,说着带方言的普通话,每天辛苦操劳着。所里的“文化人”通过玻璃窗,俯视这个脏、乱、差的农贸市场,称他们为“盲流”,把他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她知道城里人与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然而似乎又离不开这群外地人,下班时一定顺便从那里买些菜回家。终于有一天,这个农贸市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商场。所里的“文化人”再通过玻璃窗看对面的高楼,该是抬头仰望了。大家又抱怨再也吃不到以前的便宜肉菜了。现在想想,她远远没有他们坚强。对于他们,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飞跃。对她而言,从国内到国外,也是一个飞跃。她比他们爱抱怨,就因为自己多读了几本书?有意思的是,在国内时,她看过一些海外文学,留学生受了一点苦,常说自己苦;她也看过一些知青文学,知青受了一点苦,也常说自己苦;可农民受了一辈子的苦,却从不说苦。

  董浩从以前的户主变成了一个儿童。在国内,他是一个科长,有熟悉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到了美国这个最能给人独立自主的国度,他像一个儿童,一切从头开始。学电脑、学英语、学开车,都是孩子在学的东西,他一个而立之年的男子现在才开始学习。这种不适应,让他不自信。唐敏不是理解不了董浩的难处,她只是不愿意去理解。在实验室里有时也会自责,应该对他好点,毕竟她对不起过他。她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回的家。一进家门,看见董浩很用心地剪报纸上的COUPON(折扣券),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将他看低。心里下的决心立马化为乌有,再一说话,必定是针锋相对。她就是没有办法对他好。

  再说董浩也是难,他谈理想,她说他不切实际;他打工赚钱,她觉得他无能。董浩则像孩子一样通过一些小事发泄他的不满,故意把电视开得很大声,发出几声怪叫,这引来的是唐敏从鼻孔里发出的“哼”,全是鄙夷。只要一看见董浩油乎乎的小平头,就是不悦。一点小事,就能让她生气。

  他们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对话了。有一次,唐敏问:“抹布呢?”董浩不说不知道,说:“我把它寄给我妈了。”同样,董浩给一些地方寄了求职信、履历表,唐敏当时就放肆地嘲笑他犯了几个明显而简单的语法错误,这无疑伤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在休息室吃午饭的时候,唐敏有时与实验室的人说一些她的烦恼事,无论老的少的,一致反应——这有什么好吵的?仿佛圣人。尤其王永辉、陈天舒这两个未婚的年轻人,讲起大道理一套套,什么宽容啊、忍耐啊、信任啊、接纳啊,活像两个婚姻咨询专家。唐敏心里觉得非常好笑、滑稽,他们完全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她反而为这两个年轻人担心,以这种美好心态走进婚姻,以后还不跌个头破血流!他们不知道这种吵架的心理,夫妇彼此排斥时,讲不了三句话,就擦枪走火,引发一场战争。

  现在不太吵了,谁也不骂谁,谁也不管谁。无言的抗议比锐利的争吵更可怕。两人很快就分开了。

  这天是唐敏生日。唐敏对生日从来不看重,到了这个年纪,就更不看重了。早上起来,唐敏相当美式地喝下一大杯加冰块的冷水,董浩则把牛奶放人微波炉里热一热喝,又烤了两片面包。唐敏想:真是势如水火。

  傍晚,王永辉与教会的师母到家里坐坐。唐敏觉得教会的人多少有点傻,吃得挺饱的,没事就帮助人,当然她吃得再饱也不会这样去帮别人的。他们带来一个蛋糕,师母念了《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年,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师母的意思是要她感谢生命的恩典,唐敏听了只觉得过一天少一天。

  师母又说:“先生多大啊?”

  “同岁。”

  “哦,”师母笑,“同寿,同寿。”

  这话到了唐敏耳边,像是“同死同死”。师母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觉得三十岁人生才开始,哪里料到唐敏如此悲观。

  三十对女人仿佛是一个坎儿。不到这个年纪不知道,再怎么早熟都不行,不到这个年纪就是体会不到。二十九岁时,很可以自称二十几岁,与二十一岁的小青年平起平坐。

  三十这个生日一过,虽然看镜子中的她还是那样,可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提醒自己:是个三十岁的女人了。人越是长大,越是世俗,越是现实。

  晚上董浩回来,唐敏说,我们分开吧。

  董浩看了她一眼,话也懒得说,将他的头钻进美国公寓里那种大大的壁橱。他没有什么东西,收拾了一下,就要离开。这个日子,他早预料到了。董浩提着箱子,他来美国时带来的那个,现在又要带着走了。

  唐敏被他麻利的动作吓着了。她站在门口,小声地说:“你在心里笑我吧?”

  唐敏这么一说,董浩倒是真的笑了一下:“笑你?笑你什么?我有这个能力笑你吗?你不要在心里笑我就不错了。

  在美国这些日子,我一直很自卑,对有钱人,对有能力的人,我都不敢多说话,怕人家笑我,怕人家的话中话让我更自卑。所以今天你的决定我能理解。一个男人不成功,只有让别人笑的分。”

  “把你办来,是为了对你负责任。和你离婚,是为了对我自己负责任。”

  “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在美国三四年,中文倒是见长。”

  “你不用挖苦我。至少我在你出国这件事上是费力劳神的。我借钱作担保,学校证明,系里证明,你以为就是买一张机票吗?”

  “是,你了不起,你是我的上帝,我是因为你才能来到美国,满意了吧?”董浩说完扭头就走。

  分开后,唐敏倒是不安,但她绝不后悔。她知道,她是无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了。唐敏只希望在生活上帮助他。

  董浩打了个电话来,问她现在怎么样。

  “就那样。”唐敏说。她说的是实话,她的生活就只能是那样了。她反问,“那你呢?”

  “也就那样。”董浩说的也是实话,日子越过越没了感觉。

  问候完毕,两人无话可说,可是董浩并没有要挂电话的迹象,于是唐敏说有什么事她还是会帮忙的。唐敏的话音刚落,董浩便迫不及待地说:“那你借我四千块钱吧。”

  “四千美金还是四千人民币啊?”唐敏在电话的一端开着玩笑。

  董浩没有作答。

  “好,我给你寄张支票过去。”唐敏说这话时,自觉孤傲得如同张爱玲。1947年6月,张爱玲复信给先生胡兰成:“我已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你不要来找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在这封决绝信中,张爱玲还是寄上了三十万元。

  “好,这笔钱我是要……”董浩试图解释借钱的目的。

  唐敏笑着拒绝了:“不必了,借钱是我的事,用钱是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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