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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尾声：写在阳历除夕之夜 　　很远很远地，隐隐约约的，好象飘来了午夜的钟声。回头看看钟，时间刚过零点。我把伏在桌子上的身体直了起来，双手高举着伸了一个懒腰，大声自言自语道： 　　“啊，已经到1987年了。真快！” 　　这便是我的除夕夜（日本只过阳历年）。孤零零的木板屋子里，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盏盏幽幽的台灯。脚下烤着一只六百伏的电炉。眼前摊着一沓子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房间里又冷，又暗，又静。找不着一个人来跟我聊天，更吃不上一顿高盘满盏的年夜饭……独自在海外生活本来就是寂寞的，而到了过年，那寂寞感就更添几层。 　　算起来，这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三个除夕夜了。 　　第一个除夕夜，我是在味道园通宵干活儿干过去的，儿乎就忘了那是在过大年。 　　到了第二个除夕，原本也想那么干活儿干过去，却不料老板说话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家里吃饭团圆，店里没有顾客。既然赚不了钱，还不如年三十不营业。” 　　我真佩服他的会算计，可同时也不禁发起愁来，大年三十叫我一个人在四面透风的“鸡笼子”里熬着，那如何受得了呢？跟我不错的中国朋友，要么在日本有家或有亲戚，要么得打工，反正人人都有去处。我去找谁呢？到所认识的日本人家去过年三十吧，自己心里又不愿意。觉得过年就应当是家庭团聚，我不想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时候，东洋大学一位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吧，顺便也教我妻子包饺子。当”饺子师傅“？那倒行！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接着就到了今年，干脆连请我去当“饺子师傅”的人也没有了。只好独守孤灯。 　　在中国，过年是件热热闹闹，大红大绿的喜事。家里红火，街上也红火。放鞭炮，逛大街，买年货，拜年……人人喜气洋洋。可日本正相反。过年时，家里既不红火——顶多就是吃吃清淡的年夜饭，看看电视，街上更是冷清。店铺关门（只有极少数营业），行人稀少，无声无息。互相既不拜年也不串门，只是礼尚往来地寄寄贺年片。平常那么热闹的一个东京城，一到过年这几天，简直就象死了似的，一丁点儿活气也没有。 　　在国内时，最喜欢过年。喜欢那种气氛。挤汽车，挤菜场，排大队，冻鸡冻鸭冻肉大筐小筐地往家拎，切呀，洗呀，收拾呀，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饭桌旁忙来忙去，过节几天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忙！比上班还忙！却痛快。在这种忙乱热烈的气氛中体会着生活的乐趣。 　　出了国，便也失去了这种乐趣。过年没得可忙，没得可热闹，甚至想买个东西都买不到。早上起来，一看大米吃光了，赶快跑出去买。嘿，粮食店关门，面包铺关门，到处全关门。走了好远好远，才从一家杂货铺买回来几包方便面。可恨！这叫过的什么“年”！ 　　忽听窗外寂静的马路上传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拉开窗帘，看见一对身穿和服的老人正“得得得”地从路上走过。深更半夜，他们还要到哪里去呢？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们一定是到明治神宫许愿去的。 　　我曾听人讲过，每当新的一年刚刚降临的时刻，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到神社去为新的一年许愿。一到每年正月初一的清晨，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都会长龙般地聚满前来许愿的人们…… 　　我这个人不信神，也从未许过愿。可是今天，我却觉得心里有一股深深的祝愿，想要寄托给冥冥的苍天。我立刻抓起大衣披在身上，锁好了门，朝着车站，不，是朝着明治神宫急步而去。 　　我要祝愿亲爱的爸爸重病痊愈， 　　我要祝愿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我要祝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稳步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要祝愿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屹立在世界东方…… 　　雪，稀稀疏疏地，轻轻柔柔地从朦胧的夜空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1987年1月3日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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