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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后来我又给安藤先生，川崎等熟人打了电话，但心里仍然感到空空落落，一片渺茫。仰望着天花板，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冥思苦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想起以前曾听人说过什么写自我推荐信的事——翻遍全东京的电话号码簿，把所有搞日中贸易或日中关系的公司名称全记下来，然后一封一封地给他们写信寄相片，毛遂自荐。据说运气好的，还真的捞到了待遇不错的翻译工作。虽然命中率很低，但也不妨试一试看。 　　我猛地又来精神了，马上坐起来起草自荐信。老王卖瓜，胡吹了一通之后，又翻电话本，胡乱地抄了几个公司名字，把信发了出去。心里却明白地知道，我这个瞎猫是撞不上死耗子的。 　　翻电话本倒叫我想起了旅游公司。那些专搞中国旅游的公司需不需要口译和异游呢？我知道去这种公司需要有人介绍并经过面试的。可我找谁给我介绍呢？ 　　学生们一“罢课”，我的日子变得难熬之极。学校放假，白天已经够闲的了，而到了晚上又猛地失了业，既无中文可教又无盘子可端，整日游游荡荡，迈着四方步还觉得光阴打发不完。本来“有时间”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我眼下的这种“有时间”是被强加到头上来的，更何况是付出了金钱的代价的，因此分分秒秒都伴随着精神的痛苦。我读书，读不进去。写东西，写不出来。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却偏偏不想找人交谈。呆着，想走动走动。走着，又想躺下。屋子里静得烦人，一开收音机——甭管是以前多少爱听的曲子，一听立刻感觉吵得受不了。电视机更是绝对不看。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不知道困，却又总也打不起精神。脑子里似乎在想一千个一万个办法，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是在等，等，等。心里似乎是冰凉冰凉的，一切随它去，听天由命；却又仿佛是火烫火烫的——工作，出路，整日在烤我，煎我。 　　不过三四天的功夫，我觉得象是过了一个世纪。收入一没有，竟连日子都不敢过了。只要一开灯，一拧水龙头，一点煤气，一买东西……都立刻会想到“钱”，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挖学费，我的宝贝学费呀！不行，我得干，我得挣，我得找差事。无可奈何，我还得打电话求人。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她也是搞音乐的，比我早来日本几年，因母亲是日本人，现在全家已经在日本定居了。我还是在来日本之前得到过一个她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她一听说我有困难，立刻深表同情： 　　“那滋味我尝过，知道。你先别着急，需要钱的话，我先借给你。” 　　“钱不需要，就是想找事。” 　　“当然，我这就帮你去打听。我以前干过一阵儿舞蹈伴奏，后来教上钢琴那个工作就不干了。我马上打电话去问那个舞蹈老师，看她那里缺不缺伴奏。这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教中文的工作的话……” 　　“那个我也帮你去问。我丈夫前一阵儿在日中友协教过一段时间中文，不知道现在那里怎么样。过两三天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你结果。” 　　三天之后，我又给她打电话。 　　“舞蹈老师那里，我打了几次电话她都不在。她儿子说她最近正忙于什么舞蹈学校建校多少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天到晚有活动。不过我再接着给她打电话，一定找到她本人。中文的事不太好办，人家现在有老师。你难道非教中文吗？笔头翻译怎么样？” 　　“有吗？”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搞什么杂志的人，听说他那里目前需要搞中文笔译的。” 　　“我从来没干过，不过不妨试试看。” 　　“好吧，那我把那个搞杂志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他叫大谷，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光有一张他的名片。” 　　第二天，我就跑去找这位大谷先生。 　　大谷先生是个七十过半的小老头。头发虽然全白了，人却精神矍铄。讲话声音很大，在椅子上一会儿也坐不住。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日文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干吗到我这里来？”老头挺直。 　　“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有信心。” 　　“好吧，那你就先翻些东西看看。” 　　他的助手交给我一打小稿子，一看，全是介绍日本经济的，我二话没说塞进书包。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如果我们认为你这东西翻得不好的话，稿子就不选用，稿费当然也就没有。” 　　“这我知道。” 　　“怎么，看你好象不太高兴？”老头歪着脑袋盯着我。 　　“没什么，生活上有点小麻烦。”本来并不想说，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了。 　　“哦？有什么困难？” 　　既然他问，我就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 　　“嘿，真够呛！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偏偏想跑到日本来，不知道日本生活没你们那边舒服吗？” 　　“知道是知道……” 　　“那你现在怎么办？吃饭的钱有吗？” 　　“暂时还没问题，如果尽快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话。” 　　“比方说，什么样的工作呢？” 　　“教中文。” 　　“学生不好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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