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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我象一条被大浪冲到沙滩上来的鱼,鼓着一双眼睛,竭力抽动着双腮,固执地要作垂死挣扎。

  那女事务员早已示意下一个报名者上来了。那是个从台湾来的男青年,戴着宽边眼镜,半长不短的头脑发用头油梳得溜光水滑,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他把从小学到高中一张张如同大奖状似的毕业证书,用英文书写的推荐信,一一递了上去。那神情里分明流露出某种得意与骄傲。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同样是人,是青年,想求学,我的各方面能力并不见得就比他差。但仅仅在“学历”这么个客观因素上,我却要由于中国政治上的一段曲折而被剥夺求学的权利。本来,白白地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就够惨的了,难道现在想弥补失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吗?

  那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猛然扭动着全身跳了起来。我一步上前把退回来的材料又固执地推到女事务员面前:“很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有毕业证书,按理说,学历能够得到承认。”

  “但你中专的学习没有期满,”她把脸转向我不紧不慢地说:“职工大学也不能被认为是正规大学。到这里来报考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

  “但考大学主要应该是凭能力呀,有学历并不等于就有能力……”我真想跟她进行一场大辩论,给他们日本人脑瓜子通通气。没想到那个台湾来的学生不耐烦了:

  “各国总有各国的章程喽!你以为你们那边的一套在哪里都行得通?”

  我被那尖酸刻薄的目光与声调大大激怒了。但,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我只向他投去刀刃般的一瞥,谁输谁赢咱们走着瞧!我用极严肃的口气问女事务员:

  “如果中国大使馆给予证明,承认我的毕业证书有效,承认职工大学正规,那么我的十二年学历就不存在问题了吧?”

  “那当然。只要你能拿来中国大使馆的证明。”

  搁浅的鱼终于又冲进了大海。我飞身而出,恨不能坐上火箭到大使馆去。我坚信只要到了大使馆就会一切逢凶化吉。日本人不了解我们,大使馆还能不了解吗?跟日本人说不通,跟着大使馆还能说不通吗?大使馆不支持我们还有谁支持我们(拯救我们)呢?

  遗憾的是,时针已经指向5点。花一个多钟头赶到大使馆,人家也下班了。只有等明天——星期六。一大早起来我就去向他们求救,然后再返回来找招生的算帐!我想,明天准是个大晴天。

  然而,第二天却是阴雨绵绵。我冒着霏霏细雨,怀着一腔希望赶往使馆。来日本半年了,我还没去过大使馆。并不是不想去,而是总舍不得失去一次次上课或打工的时间。中国大使馆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在北京常见的外国驻华使馆:漂亮的洋楼,五花八门的国旗,站岗的卫兵。我想象不出,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大街上,在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建筑,店铺丛中,有一小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一座中国式的建筑,飘扬着我们庄严的五星红旗。这该是一种什样的气氛呢?我在小雨中匆匆行走着,寻找那亲切的五星红旗。大使馆终于被我找到了,奇怪的是却没有见到国旗。又厚又重的铁门紧紧关闭着。

  怎么回事?我问在一旁站岗的卫兵。被告知,星期六和星期天使馆不办公,休息。星期六也休息?我着实大大地吃了一惊,这真叫入乡随俗呀!但日本的公司,企业也不都是星期六休息呀。这可好,大使馆连着两天不办公,到了星期一(10月8号)——东洋大学报名的最后一天,万一要是大使馆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开证明,……不就全完了吗!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他们说一说。我请卫兵开门放我进去。他指指大门旁边一个小窗口,让我按那里一个电铃与里边联系。按了两下铃之后,“有什么事?”小麦克风里传出了问话。

  “我是中国留学生,遇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今明两天不办公,你星期一来吧。”

  “对不起,这事儿很急,务必让我进去一下,行吗?”我恳求。

  里面的人犹豫了片刻:“那你进来吧,不过,现在谁也不在。”

  我身边一扇小门突然神奇地自动缓缓打开了。一条又宽又平的甬道展现在我眼前。甬道两旁的浓荫中正烂漫地怒放着桂花。那浓郁醉人的香气使人想起彼岸的祖国,故乡,一股柔情漫上了我的心。

  在前厅值班处,那位刚与我进行过无钱电通话的人简单地听了我的“遭遇”:

  “象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是归教育口负责的。你得去找他们谈。不过教育口不在大使馆里,在别的地方。你拿着这张地图,按着图不算难找,就是这一段路没有电车,你得走。”

  又得跑腿儿!

  “我说,”他补充道:“今天放假,不办公,你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算了吧。”

  可是难道能不去碰碰运气吗?我又开始了寻觅。穿过一条条街,走过一条条路,总算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找到了地方。这儿的确是一派放假的景象:大门关闭着,不大的庭院里静无人声,那幢陈旧的三四层小楼的门却是虚掩着,我推门而入。

  前厅很幽暗,没有一个人,死静。我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还是没有一个人,死静。直到三楼,才听到声音了。那是一个女的在大声讲中国话。象迷失在深山里的人突然发现了灯光,我立刻感到了希望。找到那个传出说话声的房门,一听,才知道她是在给谁打电话。我便没有敲门,等待着。谁知,那电话竟打得无比漫长。一个十分钟,又一个十分钟过去了,眼看时针已快指向11点半。我心急如焚,又累又烦。看来若没个什么人打断她,她准能把电话打到下个世纪去。

  正巧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来。算是老天有眼,她终于不得不结束了电话漫谈,去接另一个电话。幸亏那个电话不长,听她刚“咔嗒”一声放下听筒,我立刻不失时机地敲响了房门。

  “谁呀?”

  “对不起,是我。”

  “你是谁?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看见在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颇有些年纪的梳着短发的女同志。我的唐突出现,显然使她有些不快。我连忙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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