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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为难

算下来，我在《中华工商时报》所开的“环球时空”专栏已经写到第二十篇了。从在纽约的1993年11月中旬动笔开始写这个专栏的第一篇《韦唯之荣》，到第二年二、三月份回国探亲后写下的第十九篇《家长难为》，一向以来，处心积虑。 　　十几篇刊出后，听到的有关评价可谓五花八门。 　　早在这个专栏才出构想，和工商时报编辑磨合之初，就一直渴望能借把中、美两地文化做一番比较之虚，行找出中国方面的不足之实。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地奢想这个专栏或者就能成为一个中国人了解美国社会的真实窗口，让我们自己人能从一些真实的美国素材中对自己的风貌有一番扎扎实实的定位。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对西方的普遍认知上多半停留在或是过好或是过坏的两种极端之上。近年来，一些描摹西方尤其是美国景事的书籍又常赏反复在犯加重渲染的同一个毛病，使得我们的人在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上一直不大能恰如其分。 　　回北京在和朋友们的一番接触之后我更觉得，我们之中的不少人甚至不知道别人在中国之外干着什么，许多国外的事实在国内多是经由出访人员回国后兴致所及的一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匆促解决的。 　　这也就加重了我于理念中对这个专栏中稿件在选题及描述上的郑重。 　　但我无论如何是有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的，一是对自己的审断能力是否会有偏差而犹豫；二是为自己的文字功力稍有心虚；三是我当然知道这种大提纲之下的敏感，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数典忘祖”的泥淖。 　　早年间，台湾人柏杨把中国人的一些现实缺陷归纳为中国人的“酱缸文化”，并出了名为《丑陋的中国人》一类的著名专集。当年，不少血气方刚的台湾人对其就有着“吃里扒外”的嗔斥。其实老柏当年的用意不外是对这种中国人的“丑陋”流露一些真实的痛恨罢了，指摘一出，反倒把老柏的一腔热血弄了个灰头土脸。 　　倒也不是说我的这一专栏与柏杨的东西就有着怎样的一层牵连，但有一点我想我是很和老柏殊途同归的，那就是必须直面一些自己人对自己的不是一提就跳的秉性。 　　比如也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是我的一篇建议取消午体制度、把午休时间真正还给员工的文章有意阻挠该读者在中午时间照顾自己生病的老人和吃午饭的孩子云云，这种现实中来的真实愤慨使我陷进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奈之中。 　　更何况在专栏文章的走笔之中一向为了顾及整个行文的恢谐还不得不大而化之地自行幽默一下，而这又更成为触目惊心的一种心理探险，无论用意，我必须担忧的是受众的承受问题，读者来信并有劝告说，讲自己人的不好之处可以，但应该用一种很温弱的口气才不致出现小面积民愤之类。 　　这种劝告于我而言其实是摆在面前的一道有关分寸“拿捏”的难题，在这个难题之下写左了够不着要害，写右了又有刀剐部分受众之嫌。小时候，看到杂技表演中走钢丝的演员一路大摇大晃地捱过每一场，心中每回都为她们大肆悲哀，觉得这种揪心扯肺的阵式除了缺乏美感，还给人生平添了满身虚汗。 　　我属于对自己文字不可救药地十分在意的人，也一向没兴趣对读者的知觉表现出“伪不屑”，而这也就是我自己留给自己的陷阱了。 　　也有要好的人儿对我说，那么你就多多地写些中国人好的地方。我当即觉得我是没有任何做这件事的冲动的。因为，我实在不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反复讴歌会是一种大方。自己好，自己明白了，自己就坚持下去了，自己就得益于其中就是了。况且我根本不相信中国的读者大都脆弱到不断地需要用他人的残缺来弥补自己的精气。也更何况真要是那么着的话，我面前就又有着放在由衷感佩与论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之间的另一根钢丝。 　　我的一个坚不允改的原则为：我凭我心。 　　但感觉却是特别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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