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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邮差

　　当年上大学时交游广阔，山南海北的到处都有朋友。那时，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至少一封信。彼时彼地身在异乡，读着自己怨透了的功课，除时时埋怨多年来一直威逼我考理工科并终获成功的母亲外，每天盼的，就是走在邮路上或已经放在班级信箱内的各地来信了。

　　这种联接我与纷繁外界的“纸线”一向没断，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时，就也该是邮差来过的时间了，多年如一日地我常会催促班中主掌钥匙的“看信员”趁着中间休息的段落早去早回。

　　由信多所累，大抵是从大一开始，写给我的任何信件就可以即便除去任何详细班级等零碎，在校名之下紧跟着就写我的姓名，也不会被错投了。（写到此处不由想起一件相关的题外事来。我的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冯骥才更是个交友豪客，信多如雪，说是写给他的信只须标明“天津，冯骥才收”即可，我心疼邮资，一向没做过这种写法尝试，但依该老冯在天津地面上的气势，只恐怕这会是真的。）

　　除接信外，我那时也煞是热爱写信，给个把气味相投的朋友一写就是数大张，写成后寄出的往往是“一本子”信。然后，他们就也回写“一本子”。我因此就十分拈熟地用手掂量自己待寄的邮件份量是否超重这项工作，一旦手感异样，多半是要补贴一到两枚同额邮票的。

　　那时一向把写信是当做作文的，遣辞造句涂涂改改，跟真的一样。

　　我对中国邮递员所用的那种专门的绿色怀有的敏感，大约就是从那时衍生的。中国的邮差总骑暗绿颜色的自行车，将同样颜色的邮包放在车后，到了地方，一骗腿，人就下来了。

　　大学时寒暑期回家，这些信就会跟到家里。我们住的那个军队大院给家属子女的“邮政福利”极差，全院凡除“大人”（院内行之有年的术语，意即“院内在编制的军人”）的信会分发至各部，其他人等的信杂一律统一放在大门口的扁细公用信箱内，任由拿之。恐怕丢信，我就多半让朋友写了父亲的名字收转予我。因此，以往多少年的假期中，父亲一直都是我的近亲邮差，每天“大人下班”后，父亲回到家中，我隔房吼出的第一句问候往往就是“有我的信吗”？久了，即便是什么信都没有的时候，父亲也会回说一句，“有你的信，但是还在路上。”

　　毕业分回北京后，家里有电话，我和大多数朋友们的联络从“纸线”就又转变成了“电线”。那时，除每个白天在单位中有接不完的电话外，每到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家中的电话也常是响个不停。有天一个腼腆的朋友造访，他见我当晚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去接一通电话，讶异不已，连说是“你是我所见过最忙的一个人”。

　　对我而言，那些岁月里，无论“纸线”还是“电线”，此两线都是我最可信赖的支柱，它们一向默默地不发一声，定定地参观我的喜怒哀乐。

　　早年的我对泛泛的友谊竟也深怀兴趣。 那时的通讯录一直是大开本， 内中除“主干”部分是工整的，其他所有能写字的地方就都拥挤地塞满各种姓名和地址。这种不精简友谊的结果使得我很早就不得不依友人姓氏字母来排列通讯录，不然的话，面对满本子名单，休想在五分钟内顺利找到急需一找的任何一个人名。

　　到美国后，人地生疏，心内的念头就又是盼信。每次去信箱拿信都深怀兴奋。人在美国是会有很多邮件的，每天你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玩艺。这些邮件一律全都是精致印刷品，一律直呼你为“亲爱的”，一律要你掏钱或买东西或花钱请他们来做服务或通知你恰巧一人独中了千万美元的大奖只须拨一个免费电话就可以领到钱而你拨过去时对方又要你买一些他们的小东西有人真买了之后花钱无数但号称是独中的那千万美元又永远没有下文了的“中奖喜报”。这种喜报往往气势恢宏，体积斗大导致无法直塞进邮箱，邮差有时就把他们在信箱上排成一溜，你会惊诧地发现，既便是和你同住一楼的邻居中也有五六个人一同被告知完全一样的“一人独中”喜讯。

　　美国人玩于股掌的邮政骗局真正让我强烈反感，总疑虑这些人东骗西骗是否竟真能骗得财源广进？最重要的是，也因此，我多少有点不信美国的“纸钱”了。

　　美国邮件中最平常的就是印刷或打字信，这种信给人的观感往往是尚未拆开，就觉疏离。多少年海外岁月中让我看得珍贵的就是手写的信，每次，在信箱中密密匝匝的印刷品中一眼看到那种红蓝相间的航空信封时，心里就泛起无边喜悦。可有一天，这种喜悦也成了诧异，那天收到一位远居北京在作协工作的老前辈越洋来信，信封虽也用的是红蓝相间的那种，但内瓤却赫然“印刷”得厉害，细读之下才知道原来该老己改用电脑写作，信们就也多不手写了。

　　对我而言，这真是莫大的可惜。

　　与此同时，与以往比，我年事稍长，对友谊开始精挑细选。在这种时候，我开始备有两个通讯录：一个是在生意上有所往来者的通讯录，另一个才是真正的亲朋通讯录。对前者内诸生我多是满怀感激，而后者内的满本才当真可说是与我血脉相连。自然也是会有人从“生意通讯录”中转进“亲朋通讯录”的，但个中界定则仍是一丝不苟。而且，我在交友人数上也趋向大大精简，每年的年初，我大抵就都会对各通讯录上的名单进行筛选。

　　阅历使我坚信，友谊贵精。

　　想到以往在中国时如果能早日成熟起来，把诸多耗费在泛泛友谊之上的精力撙节敛聚用来干些别的有用事，此生迄今说不定应不至于这么庸碌。

　　今年以来，我开始自己把握着自己公司的财政钥匙，在这种日子里，说来震撼，我最挂记的一件事干脆就是“怕见邮差”，多少个日子以来，我每天最慌乱的时刻就是去开公司的信箱。美国大城市的邮差多是步行，在投递上分片包干。他们穿蓝灰色的制服，推着个小型轻便推车，走到各家门前就停下来放上一把已经分检好的邮件。

　　这种时候的信箱对我而言已不再是只盛装友谊，因为里面十有八九是会装着各种要老命的帐单。有天从邮件中看到公司内某个月的电话费竟几近两千美元，不由怒不可遏。近年来美国的个别不肖电话公司胡乱收费，在帐单中大做手脚的事情频繁出现，这下子我想终于轮到我了。

　　不由得恶火攻心，胸口跳得厉害。

　　一通电话一拨拨到电话公司，张口就予以迅猛抨击。果真他们听上去像是揣着明白说糊涂，云山雾罩地“推”了半天“手”后圆滑地承认说是他们不小心“算错了减价时间段”。生气归生气，只是该电话公司中的业务代表嘴品不甚一流，中口抱歉连连的同时不忘盯上一句：有话好说，你怎么会火到连声音都变了？我压着无数义愤这时端端正正他说：你听着，盼望今后我们能好生相互抬举着。

　　我说，因为，不信了你们，我还能信谁呢？

　　那厢登时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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