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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翻腾

于当今世界各国八方聚餐的流水大席中，美国的嘴脸已被自己固定为一块声名在外的酒幌。 　　美国人有时对他国事情的径直干涉是很著名、执拗、有历史而且讨人嫌的。这种和美国国内社会中通行的做人准则相悻的行径，近年来甚至愈发不明缘由地膨胀起来，觉得自己天庭油亮，印堂泛红，是个大主子相。 　　早年间的美国印象中在所有的战争大局中都会踹上一脚，跑前跑后，被旁观的人归纳为“军事干涉主义”。在这一“主义”的大纛之下，美国像吸足了吗啡一样既像一个事无巨细每必躬亲的大家长，也像一个能被任何小人物呼来唤去的店小二。 　　近年来，随着国际中大型战事的减少，美国伙同西方国家开始把自己的大家长情结系挂在世界经济事件中。尤其是从去年底开始迄今，这种情结开始强烈膨胀，大有愈久弥坚的趋势。这种新领域中的老作派又被明眼人概括为“新干涉主义”。在这个新“主义”之下，美国人撒泼打滚。仅拿亚洲国家为例这种范本就触目皆是，比如因奴工产品及人权等问题与中国纠缠不清；因为劳工条件恶劣问题与马来西亚、泰国纠缠不清；对印尼则因东蒂汶反抗运动者的人权和劳工工作条件问题而纠缠不清。 更有甚者，在3月底关贸总协（GATT）有关各会员国讨论乌拉圭回合谈判总结报告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又是满脸使命感地坚持要将有关劳工工作条件的条文加入进工作计划中去。美国代表并撒娇般地威胁大会说，如果这项条文不被采纳通过，美国将拒绝签署有关文件。 　　美国乃至欧洲的这一类主义一向有着良好的道德口实，但美国之类一直不能把这种干涉的实质明挑，这个实质不外是力图挽救被国内失业现状逼疯了的经济衰败。其实所谓提高劳工待遇本身就是一个提高生产成本的问题，欧美一类国家在此方面一向竞争疲软，这种条文的注入无疑是期望工作机会能尽快回流到欧美本土来。 　　也就是说，这种欧美人嘴中对发展中国家工人的超级“体恤”，其实是要从这些被体恤者口中夺粮。天理昭昭。 　　而且，美国人的强权嘴脸近月来竟干脆出格，比如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已提到的美国少年费依在新加坡因涂画他人汽车而被判鞭苔的事情，竟也被美国拿来和新加坡说事，一时间大有你如果打了我的人的屁股我就可能与你断绝贸易往来之势。新国慑于美国的声势只好同意把费依的笞刑由六鞭减为四鞭。即便是这样一个犯罪认罚的寻常事，美国政府也要做作。5月6日，在费依被打屁股案久拖之后终于得依法执行时，美国政府派出外交代表予以煞有介事的旁观。行刑后，该代表不放过一丝细小地向外界翔实描绘，比如，打到第几鞭时“血流到了费依的腿上”。费依家因为这个著名的苔刑延请了律师，律师而且煞有介事地叫真说“似乎有两鞭打在了同一地方上”。美国住新加坡大使馆的副领事约翰·寇尔还在费依受刑后进入监狱医院检视费依名冠遐迩的伤处，他然后痛心地公布说，伤处“皮开肉绽”。情形上倒好像费依不是因自己犯罪而受刑，而是为国忍辱。 　　感觉中，美国之于国际众国间一天不左右翻腾，一天就不能心绪平合。 　　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 　　我母亲于这个春天到美国来探望我，才进我的家门，她就被屋内铺天盖地、数十只大小下一的绒毛动物刺激到了。她于是就说：你就把这些东西收进衣橱里去或是送人或是扔了罢。 　　我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她的观感如何，这几十个绒毛玩具其实早已是我生活中扎扎实实的一部分了。 　　后来母亲就把这些“劳什子”偷偷用箱子装好，一并放到凉台上“束之”。 　　后来我又把它们一并拿了回来，一一放回或是墙脚或是床头我原来摆放他们的地方。 　　后来母亲自暴自弃地就说，这当然是你的家，我不再管这件事我以为于她于我，她的话极是。 　　如果她因此就整天冷脸冷面就打越洋电话给我父亲和外婆联手对我进行矫枉闹到妇孺皆知，甚或左右翻腾着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不是不能，但那则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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