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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

听说北京早就开始出现一些宠物商店了，和几年前的打杀猫狗的政策已不一样了。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些人还开始干起了这方面的生意，据说着实很有赚头。 　　我在想，这其实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细小环节。因为一个特定的人群一旦可以坦然容纳别的生命了，不但说明这个人群中有了后工业社会中绝对会出现的孤独者了，也说明这个人群为人素质的提高。 　　相形之下，美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近十年来的发展就显得有点不对头。美国的社会程序虽早已过了让动物来鉴定的时候，但专业动物保护组织对社会无孔不入的严格渗透，反倒让人倒了胄口。比如，动物保护机构与美国艾滋病新药研制单位的纠缠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进入90年代，艾滋病给美国人的感受已是人人自危，感染病毒者据报道已达20万之巨。仅去年一年，全美死于艾滋病的每天就有92名。也正因此，美国方面在此所花的财政拨款也进入空前的地步，从80年代中期的20万左右一跃而成眼下的20亿。 　　虽如此，美国对艾滋病特效药的研究工作多少年来都没能有关键斩获。 　　据了解，在这一方面，美国动物保护组织的阻挠可算“功均天地”，毫不含乎。 　　美国艾滋病研究在面目上倾国瞩目，在实际运作上则处处受制。拿新药研究过程中必过的动物实验关来讲，美国的动物保护组织要求在每用一个大猩猩接受药物实验之后，研究机构要负担其所有后半生的费用。动物保护组织要求这样的大猩猩必须进入开支昂贵的动物养老院聊度残年，研究机构必须负担到该大猩猩自然死亡。这种行为准则听起来虽还算贴边，但真正“言必行”起来则十分不好玩，因为每只大猩猩的这种善后费竟在一百万美元之巨。 　　不少研究机构因无力负担这样一笔庞大的额外开销，致使许多新药迟迟不能进入临床实验。 　　而在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在无药可救、作动物实验又有绝对困难的境况下向医护人员要求自己亲自做新药实验，但由于美国有关法律严令禁止新药在未经动物实验之前用于人体，所以造成人药两方面不碰头的局面。 　　在事实上，据医护人员透露，他们看护的待毙艾滋病人中，不少人在等待特效药毫无指望的前景中，私下里服用大量不明出处的民间艾滋病野药，这种医学上无从证明、医生无从指导的野药据说在数量上“不下一二百种”。 　　局面干脆成为：动物不能动，人体不能试，新药不能出，病人照常死。在人和大猩猩的天平上，动物保护主义者固执地选择了大猩猩。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论调每每都能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荫庇乃至偏袒，各种官司中，动物保护机构往往是毫无疑问的过关斩将者。 　　人和动物的相处关系基本上是能够反映社会状况的。早期中国提倡的打杀猫狗政策，大致是因为恐惧狂犬病泛滥，而医药又未达到极大充裕状态，政策本身反映的是中国当时物质的困窘。今天，当中国人大的关系进入协调之后，美国这个在这方面早早地走在前面的国家，竟渐入另一个歧途。 　　因为人的需求如果渐渐不能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满足要件的话，则很容易变得“国将不国”。可怕的是，一旦误入歧途便积重难返。当前中国围绕着人的社会物质状态还在转型之中，满足这种社会要件还是一件社会必须，趁着还谈不上积重，但愿能引美国而今的前车之鉴。 　　这大抵也是应了文明人常说的那种“物极必反”的道理吧。 　　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类自套的一个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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