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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那天我在洗碗间一刻不歇地干到晚上8点半，我快累瘫了。我真佩服和我一起洗碗的两个美国学生，真是基础不一样，心情不一样，他们一边洗碗一边轻松地随着餐厅的广播喇叭唱着流行歌曲“SayyouSayme”。餐厅里每天都不断地重复放这支歌曲。我一听到这曲子就心里发毛，就像以前在北大荒听到起床哨子声一样。没有什么活比洗碗工更吃力不讨好的了。美国学生用餐浪费得惊人，你得飞快地把盘子里剩下的香肠火腿乃至沙拉面包统统倒进垃圾桶，再递到传送带上，当那些脏盘刀叉通过洗碗机，变成一只只干干净净烘干的盘叉时，又得用最快的速度从窗口跑到洗碗机尽头，用力端起那只足有20磅重的、盛满盘叉的塑料架，把它送到学生领干净刀盘的另一个窗口，然后飞快地再跑回自己负责的这个窗口，收拾积压的脏盘刀叉。 　　打工的人每人负责一个窗口，“各占一段”，所以3个小时内没有一个人说一分钟话。你的手，你的身体完全成了洗碗机的辅助部分，连上厕所间都不可能。洗碗间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明确指示：“工作之前，请上厕所。”学生餐厅的工资是每小时三块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我每天在学生洗碗间工作3小时。除此以外，只要学生餐厅有什么宴会，或者大型活动，我都马上向餐厅经理要求临时工作，以便攒钱来支付我在学校期间的生活费用。从上海到纽约，我身上带了四十块钱，在佛罗里达当保姆3个月，挣了三千元，等到了注册处交了学费，口袋里又只剩下40元钱！当我数着我用血汗挣来的一张张暖乎乎的、带着体温的绿色纸币，把它们交给注册台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美国人时，真感到如同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半夜鸡叫》里所描写的高玉宝上学那样的一阵阵酸楚。 　　在美国自费读书，真难啊！剩下来的问题是，我的学费交了，可是我在学校吃什么？怎么住？如何生活下去？没有钱寸步难行，连买一本教科书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参加校园内打工。 　　校方怕影响学生学习，规定学生每天最多打工3小时。这样，每周7天21个小时，我立即毫不犹豫地全包了，并且飞快地算了一笔帐：每周21小时乘3美元等于63美元，扣去交税还剩50美元，每个月可以挣得220美元，用120元交最低廉的房租水电，剩下的100元中用15元买书买邮票，另外50元买日常食品及生活用品。我并且订出一个宏伟的目标：争取每个月节约下35美元往上海家里寄，我的女儿还在上海，需要经济抚养。为了节省钱，我想出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从肚子里节约”——鸡最便宜，那么只吃鸡。美国的鸡由于人工饲养大机器生产，远远不如上海的鸡那么香嫩。烤鸡、白煮鸡、炒鸡、鸡片、鸡丁，以至吃到后来一闻到鸡味就恶心。由于鸡本身有油，那么连买油的钱都可以省去，白饭一煮一大锅，分七个塑料盒装起来，每天早上打开冰箱，取出一个饭盒，装上两块鸡肉，中午往学校走廊上处处设立的学生微波炉烤箱中一加热，就可以充饥了！ 　　在洗碗间工作有一个晚餐免费的好处，每天不仅可以改换一下口味，又省去做晚饭的钱和工夫。所以我每天中午吃白饭鸡，晚上就大吃各种各样的蔬菜沙拉，并且填饱各种高蛋白高热量的香肠牛肉，以致于我的胃肠能够保证第二天的早餐可以不吃——我到学校后从来不吃早餐，既节省钱，也节省时间。 　　那天晚上我在洗碗间干得晕头转向，中午那顿白饭鸡提供的热量早已无影无踪，我简直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生低血糖休克，要不是窗口上不断有学生们送来用过的盘叉，我真想从任何一个盘子里拣起一根剩下的香肠或者一片火腿往肚子里吞。餐厅规定必须在打工之后才能进晚餐，于是一到7点钟，我就忍着饿得发慌的肚子，一分分地计算着时间。我无数遍地对自己说：“今天我要吃它五根香肠，两碗沙拉，再加两大块牛排！”实际上我连这一半都吃不掉，不过这么一想，心理上显然是起了安慰作用，使我能产生出气功般的丹田之力，去不断地端起那几十磅重的大碗架，在窗口和机器终端之间一刻不停地来回奔跑。 　　好不容易在8点半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尽量用10分钟时间塞下所有含能量和热量的食物，便匆匆忙忙拎起书包往电脑房奔去。明天是电脑测验，每人按要求要编至少三个电脑程序，我一个还没完成呢！我冲进电脑房，贝妮丝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她交给了我她的电脑密码和电脑台启动钥匙：“别像前天那样，搞到半夜两点钟再回去！”贝妮丝拍拍我的肩膀说。在电脑房或者图书馆呆到半夜二三点钟，对中国留学生来讲是常有的事，我有时干脆在电脑房或者图书馆的地板上过夜。读书才是最最苦的事情——我是指在脑力上和精力上。读书好坏关系到你的前程，否则到美国来干嘛？ 　　我对贝妮丝说：“我今天不回去了，不然明天测验无法交卷。”要不是为了这该死的每天仨小时洗碗——这正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图书馆大啃笔记本或者在电脑房编程序的黄金时间——我也许不必经常熬夜。我坐上电脑台，打开机器，把书包里一大堆计算机教科书和笔记本摊开，贝妮丝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朱莉亚！帮一下忙！下个星期学校要组织一次‘中国之夜'演出会，你能不能出一个节目？”然后她凑近我的脖子说，“弹一段钢琴怎么样？《少女的祈祷》，我最喜欢你弹那段！”我连连摇头，这时我已经心烦意乱：“贝妮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除了打工，就是读书，别的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我求求你，不要缠我什么演出不演出了！” 　　贝妮丝走到我面前，拿过电脑台上那把钥匙，“啪”地一下关掉了我的电脑，她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指责和愠怒：“我要对演出会负责！你知道吗？我们请了纽约州州长和两位参议员参加这次活动，可节目连一半都没有组织到！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一个字：忙！忙！忙！这是‘中国之夜'！可不是什么‘纽约之夜'！也不是‘宾汉姆顿之夜'！……” 　　我望着贝妮丝那双充满焦急的眼神，她为了中国学生——那些与她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花去多少个日日夜夜。有一个中国学生病了，想吃一条黄鱼，她竟连奔带跑，硬是在离学校十里路远的一家南韩人开的杂货店中，找到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黄鱼。我感到一股愧疚袭上心头，我抓住她的手，拿过那把钥匙，“好吧！让我练习练习，我弹《少女的祈祷》。”纽约州立大学艺术学院的外型和林肯艺术中心差不多，雪白的几十根大理石圆柱上是古罗马天堂诸神的艺术造型及爱神维纳斯的塑像。经过正厅直上二楼，那里有几十间琴房，钢琴系的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我到了“中国之夜”演出会的那天下午，才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到这座已是如此生疏而又引起我无限回忆的艺术殿堂，匆匆练习一下荒疏已久的钢琴。关于弹琴，后来麦克曾经问我：“你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的吗？”我回答：“不，我是30岁才开始学习钢琴的。”他的眼睛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1978年我一回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到业余文学创作之中，我一心想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有时写着写着就流下了泪水，我写过十几篇短篇小说、三十中篇小说和两个电影剧本，但是统统失败了，没有一家杂志愿意接受，几乎所有寄出的稿件最后都原封不动地退回，附加编辑寥寥几字、措辞客气的一张白纸条。有一天我经过外贸花园——那是坐落在外滩外白渡桥边上的一幢白色洋房，周围是一片茵绿的草坪，当我心情沉重地经过那幢小楼时，突然听到一阵钢琴声，从紧闭的窗子里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我打了个寒噤，久已枯竭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我对着那窗子，一边听一边流泪。琴声好似雨水，一点一滴渗透了我被不断的失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心灵，我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那时候，我的婚姻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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