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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没有一个人对那只牛皮纸袋感兴趣，区里的人也是一样，所有管人事的干部脸上都挂着一具同样的面罩。你一跟他申诉，他就重复着同样的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我恨不得把他们碾为齑粉！只有一个叫张兴东的，他管过我们北桥干部子弟学习班，对我说了一句认真的话：“你又糊涂了！档案里的东西，不经上级党委批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往外拿呢？”我绝望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我才18岁，我的一切都已经葬送。随便我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到我的档案，我就立即变成一只魔鬼。我就是魔鬼，因为档案袋里躺着一只魔鬼。而我的全部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由天使般的幻想和憧憬构成的。我不想活了。怎么死法？去买安眠药？一瓶药量够不够？用不用写一张遗书？泪水迷蒙中我想象当别人看到我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时的情景。最难过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还有黑龙江的邵燕琴和排里的战士。但那只档案袋还在连长手上，魔鬼仍然在里面发笑，我的死并不能够驱逐那只魔鬼，只能证明我的软弱和无能。 　　唯有一个办法：当兵去！ 　　我们瑞华公寓大楼已经有不少干部子女穿上了军装。住在八楼的修晓南在父母的老家山东烟台插队落户，她父亲写信把她招了回来，告诉她武汉军区正在招兵，她父亲的老战友是军区副司令员。 　　“和我一起去当兵吧！”修晓南是我小学和中学里的同班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军队里不管你什么档案，只要他们一吸收你，立即就会设立一份新的档案！”看来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俩匆匆地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食品，又跑到外滩买了两张开往武汉的长汉轮船票，船票比火车票便宜多了，只要6元钱一张。第二天就可以动身了，说不定，等下次我们再回到上海，已经是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了。 　　我拿着船票，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世界上没有比参军更吸引我的事情了！不仅是为了换一只档案袋，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穿上一身军装。《红肩章》已经被我翻烂，苏联军校生的生活让我向往不已。初中时，我就希冀着等高中毕业后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帽徽领章在闪闪发光，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和修晓南拥抱在一起，我多么感激我儿时的伙伴，在我已处绝境时给我带来了一片希望！我的好友修晓南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那天下午，裴阳突然来了电话，让我到复旦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仍然是如此疯狂地爱着他，我爱他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我立即跑到复旦，啊，枝叶扶疏的复旦校园！我心中多么渴望他再和我并肩散步！我要和他告别了，等下次再见到我时，我已经是一名军人，说不定，我还能进入军事学院学习。我兴奋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看上去好像瘦了些，白皙的脸显得更白了，那双漆黑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应当回兵团去，档案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可怕……政治运动是朝夕变幻，不可预测的……也许你的档案会成为对你明天的更有力的证明。” 　　他总是精确地预测到未来，他的语气中含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1971年林彪事件的爆发，摧毁了千千万万人的政治幻想和宗教般的狂热。你是多么正确啊！我的裴阳！你一直有一颗隐隐不安的心，伴随着你头脑中千百幅历史的画卷和思索带来的严密逻辑。不过我不能回去，回到兵团就等于回到黑暗，一切劳作都将失去乐趣而变为一种奴役，何况我马上要去当兵，新里程的序幕就要拉开。 　　我正要告诉他我要去当兵，只见他挥了挥手烦恼地说了一声：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赶快回兵团去，21天的假期，你只剩下3天了。” 　　我想辩解，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告诉他。但是，我一路奔向复旦时满怀着的爱，被他那冷漠的眼光堵塞住了，我听到他说了声： 　　“你回去吧，今后不要再到复旦来了。” 　　一阵寒噤透过我的全身。在55路公共汽车上，我紧握着车顶扶手，身子随着颠荡的车身摇晃。泪水顺着我的脸流到胳膊上，又顺着胳膊滴落在地上。最近一个时期来我的眼泪已经太多，我向来不是爱流眼泪的女孩。我不敢相信就这样和他分了手，不敢相信那道照亮了我苦难青春的光芒就这么迅速地黯淡下去。 　　回到家里，我重新读着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一边读一边流泪，然后把信包扎好，放进后房间那个放着我在市委机关幼儿园时穿的制服的小壁橱里。 　　难道人的长大，就意味着要遭受苦难和折磨？ 　　第二天，我拭干眼泪，和修晓南登上开往武汉的长江轮。修晓南是个长得端庄可爱的女孩子，戴着一副眼镜，比我小一岁。她父母亲都是作家，小时候我常去她家借书看。她和我一样是中队委员，但她比我幸运多了。有一年，苏联海军军舰抵达上海黄浦江停留访问，一位苏联海军把她高举在头上让记者拍照，这幅照片在全国许多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以后每次有外宾到上海，学校总是让她捧着鲜花去机场迎接外宾。她还见过赫鲁晓夫、班达拉奈克夫人以及许多世界各国元首。不过现在她像从山东烟台农村回来的傻大姐，她的上海口音都带上了山东腔，比如山东，她不叫“山东”，叫“陕—董—”；烟台她也不叫“烟台”，叫“眼—台—”。她甚至会说什么“俺那个村……”，她讲她一年来一共挣了65块钱，还有不少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要拉她和自己的儿子配亲。 　　“现在可好了，”她说，“我再也不回山东了。”我们俩倚着轮船栏杆，望着滚滚长江，满怀着美好的希冀和憧憬。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船终于到了武汉，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立即上岸直奔武汉军区。 　　军区大院高墙矗立，警戒森严。站岗的哨兵硬是不让我们进去，说周副司令员在开会，还没有回来。我们俩饥肠辘辘地在墙外徘徊，一直等到12点，哨兵还是讲没有回来。我马上警觉地意识到哨兵可能是在撒谎，武汉大军区招兵，一定有许许多多不愿让子女下乡的父母把孩子招回城市，让他们一人手里拿一张白条奔向这所大院，找父母亲的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到那些首长们实在难以招架时，当然可以使出一个最简单的花招：让站岗的谎称不在。我和修晓南商量后，俩人立即决定，跳墙进院，一定要见到周副司令员！ 　　我们跑到远离哨兵的大院北面，那里树丛茂密墙底杂草丛生，修晓南踩上一块石头，紧紧地扒住砖头裂缝，弯下腰身，我脱下鞋子爬到她的背上，用手指去抠墙头，墙上插满了一排排尖锐的玻璃，手立即被划破，流着鲜血，我顾不上这些，连连催促修晓南挺起腰身，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院内的情景了：不少小楼的灯还亮着，门前停着黑色轿车和吉普车，我下意识地感到周副司令员一定在家。我爬上墙头，避开玻璃碴，咬了咬牙，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屏住呼吸，用力往下一跳，打了个趔趄，就站到了军区大院内。修晓南怕眼镜被摔碎，不敢跳墙，她让我拿着纸条去找周副司令员，如果在家，就让他到岗哨警卫处来领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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