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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我回到饭店，照着名单一家家打电话，打不到电话就叫上计程车上门去找。用了两天时间，把三十多位各大公司总经理召集到深圳大酒店，有部长在上边坐镇，我又大胆地把简章作了更具体的发挥。先谈了信息有如电脑的软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等这些眼下时髦的理论，然后鼓动各大公司、企业带着他们的产品、设想、信息去上海，与上海的各个层面交流，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还当即规定了参加这次交流会的费用：每个单位三千元人民币，包括机票、住宿、广告。结果当场有二十多家公司参加。 　　几天之后，中心收到了六万多元从深圳汇来的支票。以后半个月，我只身往返于上海与深圳之间，并且亲自带队，精疲力尽地把二十多个深圳代表团带到了上海。五月份，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历时一周，果然造成了轰动。成交合同、合作项目达三千五百万人民币。《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均在头条以醒目位置，每天详细报道大会盛况。这次信息交流活动被复旦大学一位经济学权威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效应”。而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从这次活动的经费和成交佣金中也收到了几万元的纯利润。 　　五月底交流会一结束，我就在一片赞赏声中急流勇退。因为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我的担保人寄来的经济担保，并且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语了。我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连中国人讲英语都听不懂，到美国后怎么办？我决定向中心请假，在家里闭门读书，全力攻读英语，为赴美留学作准备。 　　韦梁听说我要请假学英语，一口表示没问题。由于深圳这一战役立了汗马功劳，他慷慨地表示我学习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并且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经济日报》的特约记者，继续给《经济日报》写文章。从五月到八月，我日以继夜地钻在一大堆英语书本中，大段大段地背诵《美国现代口语》、《托福词汇》、《新概念英语》。七月份，拿到美领馆签证，韦梁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短短几个月，没想到你打了这些个胜仗！”他召集了中心全体人员会议，让我向大家发表“告别演说”。 　　赴美前一天，韦梁在上海宾馆为我举办了告别宴会，到会的除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骨干外，还有复旦经济学院院长，《文汇报》副主编等社会名流。韦梁高举白兰地酒杯，说：“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的才能在美利坚国土上能够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等待一个老友，一颗明星，在太平洋彼岸发出光芒。”席间，大家向我频频祝酒、祝福（谁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我在纽约唐人街为寻找一个保姆的位置而四处奔波，被生存危机威胁得惶惶不安）。告别宴会持续到深夜，人们仍然不愿散去。第二天一早，中心派出面包车、小轿车送我去虹桥机场。当我手捧着韦梁代表中心全体人员献给我的鲜花，热泪盈眶地登上飞机时，我更对即将告别的国土产生深深的依恋之情。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自从第一天认识我就邀请我为他工作，直至分手登上赴美班机前，从来没有红过脸、争吵过的韦梁先生，甚至在欢送酒会之前，就已经在干一件令人吃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声明，我已被《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除名，我将来一切活动与中心无关等等。这份文件在我登上飞机后的当天，就向各个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机构发出。而我还蒙在鼓中。到纽约后，给中心韦梁等人写了不少信都一概不见回信，正觉得奇怪纳闷时，家里来了一封信，告诉我除名的事。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震懵了：“这不和最后通牒一样吗？” 　　我顿时从吃惊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污辱，立即写信给上海市委和北京《经济日报》总社，追问究竟。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找韦梁，问他为什么搞这份东西？用意是什么？是否周励犯了什么错误才这样做的。而韦梁的回答是令人不解的：“她的能力太强了，我想限制她一下而已。”上级有关部门告诉他，这种擅自发文除名的事情是不合乎纪律的，让他检查并撤销收回所有文件，这事才算了结。后来听一位非常接近韦梁的人说，他是个表面上豁达大度、颇有气概，而内心却十分狭隘、忌妒的人。 　　当我的深圳战役打得漂亮时，他主持的大厦计划却由于无法落实贷款而落空，而接下来我却激流而退，并继而赴美留学。“他倒并不是想害你，”那位熟人说，“他只是想浇一下心中满腔的妒火，才这么干的，以求得心理平衡。”这真是种东方式的嫉妒心态！在外国，你比我强，我向你学，同你竞争，努力赶上你。在中国，你比我强，我就搞你，把你搞完蛋，趴下为止。这位敬我美酒、赠我鲜花的总经理，在背后这么狠地捅了我一刀，使我猛醒：我再也不能回到这个中心去了！ 　　从脚下开始，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将另辟起点。我独自来到自由女神公园，踯躅在火炬的光环之下，我又想起那句话，那句我在北大荒草甸中放猪时，曾反复对自己说的话——那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誓言——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在美国了！——我望着自由女神那凝重、雍容的面容——那么，决定我的命运的，就是我自己了！ 　　每当我向一个新的客户敲门，我仿佛就听见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那段震撼心灵的命运的敲门声： 　　333（3）——1－－222（3）——7·－－0 　　如果当你敲开一家客户的门，从门里走出来的人将你从头到尾打量一番，然后让你走开，再粗暴地把门关上，这种难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么，我决定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让所有向我开门的美国老板都喜欢我，即使不做生意，也能令人愉快地说一声“再见”。 　　魅力，英语中是“Attractive”，我先生麦克认识我的时候，就认为我很“Attractive”，他并且在这后面加了一句“Extraordinary”（不平凡）。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不平凡的女人”——而那时我只是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的自费学生，穷得要命。听了他的话，我暗自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在童年、少女时期，那长时间笼罩在我内心中的悲哀。 　　小时候，虽然我很聪明、活泼，但是在镜子中，和从照相馆冲出来的照片中，我发现自己长得太平凡，甚至是太难看了，简直是一只丑小鸭：胖胖的圆乎乎的脸，脸色黄黄的，一双小小的眼睛几乎没有睫毛，单眼皮，翘鼻子，嘴巴也挺厚，总之，没有人第一眼见到我时会喜欢我的。那时，当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在阳光下跳舞，她们的脸蛋又红又白，像瓷器般闪闪发亮；还有那又黑又大的眼睛，真令我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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