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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蔡显宗也呼地一下站起来，伸手指着大明的鼻子说：“告诉你，姓钱的，我是好话好说，你要想耍混，我奉陪到底，看我们俩个谁先讨饶！” 　　“我讨你妈的！” 　　然后，我和米雪儿还没反应过来，大明已经扑了过去，抡拳便打。蔡显宗显然早就提防着这一手，一歪头，大明的拳头擦着他的耳朵飞过。但是他不知道，大明在插队时是打群架的老手，又练过拳击，出拳极快，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动作，大明的第二拳已经带着风到了他面门上，只听一声闷响（像在安静的房间里谁放了个响屁似的），蔡显宗脸上立刻见了血。米雪儿吓得躲在墙角直抖。我从后面将大明拦腰一抱，喊道：“你丫再打，我叫警察啦！” 　　我的话好像提醒了蔡显宗，他捂住鼻血，一转身，闪电般拉开会客室的门，杀猪似的叫起来：“叫警察——！叫警察——！” 　　 我越过大明肥大的肩头朝外望去，只见外面大办公室里，“国际名流”的全体名流们都面向会客室直直地立着。看他们那架势，已经立在那里不知道有多久了…… 　　【24】 　　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迷迷糊糊的一段时间。我病了三天，发烧、拉肚子，身上冷得直打颤。我去看了一次医生，打了一针，给了我几包浅黄色的药面儿，说不是什么大病，主要是累的，身体机能负荷不了，不平衡了，好好休息几天就行。我吃了药面儿以后，腹泻马上就停止了，但体温还是高，一阵一阵发冷，而且昏睡不醒。我做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梦，有两次居然梦见在小学里钻下水道的事，在梦里，有时我（做梦者）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漂浮在上面不知是哪里的一个位置上，看到他（我自己）坐在地下缩成一团浑身发抖，嘴里嘀嘀咕咕说着“不出去，不出去”。也有时那个旁观者没了，我知道自己是在下水道里，但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伸手四处乱抓，能摸到湿乎乎的墙壁，只觉得冷、觉得那种冷变成了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像大山上流下来的雪水那样的东西，一点一滴地往身体里渗，一直渗到身体内部非常深的地方。 　　每次都冷得从梦里醒过来，有时是惊醒，有时已经知道是在做梦了，但就是醒不过来，得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挣扎出梦魇，只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爬上井似的洞壁，透过长方形的洞口看到了那个院子里的景象，我又看见那个一身白衣裙的小女孩冲上台阶，扭过头来叫了一声“妈妈”。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孩儿原来是我非常熟悉非常亲近的人，可究竟是谁，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拼命地回忆，正当我感到立刻就要想起她是谁的时候，却一下子醒了过来。那时正是深夜，天非常非常黑，我半天没缓过神儿来，睁眼瞪着漆黑的天花板，心里难受得要命。那是一种像“时间”那样的东西，只要从身边滑过去，就再也别想把它抓回来了；是一种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无法将它商品化的东西，你就是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金钱，也买不到手——我所失去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吧。我摸到香烟和打火机，躺在床上点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想着，怎么也无法从这种失去了什么、错过了什么的感觉里挣脱出来，想得我心都疼了。 　　病好以后，我和“文化人”见过一面。他一看到我，立刻大吃一惊，说溜子你这是怎么了？腮都嘬进去了，都脱形儿了，走大街上我都不敢认你。我说常言道，好汉顶不柱三泡稀啊，拉肚子拉的。他说好像还不完全是因为闹病，你看，你身上的“气”散了，不聚了，眼里没神儿。我就把最近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了，我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儿，不那么憋了。后来我又对好几个人讲过。 　　蔡显宗带我去见过一回律师，就是我们为告钱大明所请的律师。他是打这方面官司的专家，五十多岁，下巴上留着列宁那样的胡子，红的，头发和手上的毛儿也都是红颜色。不知为什么，我一见他就讨厌他。后来蔡显宗再约我去，我就说什么也不去了。老蔡说，你不能这样子哦，我们要好好配合他，才更有把握打赢，我说有你不就足够了嘛，我去了也是瞎耽误工夫。 　　蔡显宗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问我：“你不会半途而废，又原谅了钱大明吧？” 　　“什么话呀这是！我只是说用不着我再去见律师，没说不打官司。你耳朵有病啊？” 　　“那就好。”他说，“我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了，要朝同一个方向划，不然只有一边使劲，另一边不划，船就会打转。当然具体的事情可以由我来办。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越是遇到需要打拼的事，越有精神，干劲越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就请你多费心啦。有什么需要我签字的文件，你拿来我签字就是了，都听你的。” 　　我生病期间，周珊珊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她本来要来看我，我没让，因为我希望静养，有任何人在旁边，我都会不舒服，反而休息不好。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彻底恢复了以后，才给她打电话说可以跟她见面了。她说：“我请你吃饭吧，你现在想吃什么？”我说什么油腻的东西都吃不了，如果你能给我熬点儿稀饭，就是最好的款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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