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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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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文的新家在一个山坡上，我绕了半天才找到。 他戴一副GIORGIOARMANI金框子圆眼镜，脸又长又尖，穿POLO牌T恤衫，在前厅里粘粘乎乎地摸着我的手，连连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他先带我参观楼上的卧房，一共四间，主卧房巨大，其中一面墙全部是镜子，拉开，里面是衣柜，楼下有一间书房，也是他一个人办的报纸的办公室，仍然像个大机关的收发室，传真机、复印机，电脑等等一应俱全。厨房带餐厅，地面和灶具擦得锃亮，长餐桌上摆满自助式食品：沙拉，干酪，炸鸡、火腿，牛排、小圆面包……以及纸杯盘和塑料刀叉。 我们最后来到客厅。那里已经坐了几位客人，陈克文一一为我介绍，他称我是“诗人”，名流旅行社的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立刻说：“哦，久仰久仰，克文在文章里写过你。”她叫埃娃，航天工程师，长相一般，身材倒挺性感。一位女诗人，看不出年龄，反正不是老太婆就是了。一个留长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里岿然不动，有点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架势，据称是国画大师，还有一位非常神经质的女作家，一下子冲我笑，一下子又严肃得像个审判长，说话时面部肌肉和纤纤十指不停地抖动。 面对这么几块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虚应了一下，便走到客厅角落的吧台旁，倒了一杯威士忌，兑了水和冰块，靠在台子上慢慢喝。 只听陈克文用他那条小细嗓子说道：“我们华人就是不团结，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都想当头头。这样一盘散沙，在美国社会是要吃亏的。” 女诗人道：“中国人不懂得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要在日常生活里一点一滴的实践的。拿我来说，作为一个诗人，灵感从哪里来？怎样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态和宽松的写作环境？……” “艺术家！”国画大师毅然打断她的话。嗓音之洪亮，中、之足，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艺术家是孤独的，任灵魂独往独来，不需要拉帮结派。我每天作画时面对的是什么？只面对我个体的自性，笔写高山大川，抒胸中块垒不平之气，其他的一切不CARE（关心）。” “是的是的，大师说的对，金小姐说的也对。”陈克文说，“但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搞创作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但作为社会动物，艺术家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搞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联的目的，不是为了妨碍个人的创作，恰恰相反，倒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它，我们形成一个团体，就可以以集团的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打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时陈克文的太太走过来。我问她：“原来今天是要成立文联呀？” “对呀。” “那我在这儿多碍事啊。” “没有啊，你是诗人嘛，你也是发起人。” 陈太太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花腔女高音，高头大马，眉目却很清秀，说话已经完全是台湾国语的腔调了。上海人真是学什么都快。 埃娃过来倒汽水，撩了我一眼。她穿紧身衣裙，腰已经不细了，胯部丰满，腿很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好像时装模特走的猫步。 “给我一点儿冰块好不好？” 我拿过装冰块的罐子，给她夹了几块冰。 “刘先生，你们卖的机票便宜不便宜呀？” “全洛杉矶最便宜的。” “这样啊？香港往返多少钱？” 我胡乱报了个价。 “那我买机票可要找你哦。” “好啊，什么时候？” “还没定，我计划里要回国一次，走香港。” 这不是废话嘛！ “你的名片给我一张好不好？”她问。 我们交换了名片。她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写上了家里的电话。我一看，也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写给她。 陈太太说：“埃娃是我的死党，以前在俄亥俄读书，刚来洛杉矶，没什么朋友，以后请刘老板多关照哦。” 我说：“没问题，我的专长就是安慰那些寂寞受伤的心灵。” 她俩笑成一团。 埃娃目光灼灼地问：“怎么安慰？”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掰开了揉碎了，就像电熨斗一样保证熨得平平展展，服服帖帖。” 又是笑。陈太太说：“北京人说话就是有意思，幽默的咧……”埃娃说：“我也会说北京话：今儿天儿您儿吃儿什么？” 我说：“我今儿吃的是香蕉苹果大鸭梨，菠萝罐头大川桔，铁蚕豆、葵花子儿，要喝凉的有汽水儿……” ＊ ＊ ＊ 陆陆续续还有客人来，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令我意外的是周珊珊也来了，她穿一件白色真丝短袖衫，黑色的背带裤，长发飘飘，显得特别年轻。 我向陈太太和埃娃说了声“对不起”，端着酒杯迎过去。 “看来你是洛杉矶一大交际花呀！” “少来吧你！看样子你是来参加洛杉矶文联的喽！”语调里充满了周珊珊式讥讽。 “是又怎么样？” “你不是说年轻时是附庸风雅，现在已经出完麻疹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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