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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八十六】 　　在那两个多月里思文隔两三天必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凌志的进展，到哪里去玩了，话是怎么说的，当时是什么表情，都跟我作详细的汇报。看着他们的事渐渐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来。每次思文跟我说了这些，又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我跟谁去喷这些泡味！”她说：“反正你出去说了别人会连你一起笑。你呢，还给我牵线，我呢，还跟你汇报。别人当笑话一下子就传遍了。你知道中国人的嘴巴传话比电还快些，传回国内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时间。” 　　我没有料到思文对凌志会这样着迷。开始我还劝她小心一点，她说：“还用你说，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为我十八岁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诉我说：“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跟他们讲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么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说：“这个人我一点都不了解，全靠你自己。”她说：“你别怕负责，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又告诉我怕凌志打电话来自己不在家，新装了answer machine。 　　有一次思文讲起凌志有点懒，我开玩笑说：“反正你不懒，两个人就调和了。”谁知她认真地说：“那也是的，他赚钱多一些，对家里贡献大些，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我说：“同志，你小心点，不要开始惯坏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变心了。”她说：“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国。”我见她都有点痴了，这么精明的人！只好说：“什么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个坏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说：“高力伟你当我是谁，反过来还要你来提醒？”过了几天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和凌志开车去渥太华玩几天。我说：“好是好，你小心点。”她没再说什么，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电话来，我说：“你回来了？”她说：“早回来了。”又说：“凌志有点奇怪。”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刚才他打电话来，说约了几个人明天到水上公园去玩。最后又说了一句，门票是八块钱。这不是提醒我带钱去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妙，也不好怎么说，只好说：“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说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华，钱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你能不能就来一趟？”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再说。”我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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