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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这是硬拿一顶高帽子套住他，李振标很不安地说：“承大帅跟总办看得起我，只怕力量有限，公事顶不下来——”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刘文兰不容避其词，抢着说道：“振标兄，自己人说老实话；大帅从京里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整顿缉私，想来想去，只有请你老哥出山，才有办法。如今我们作个约定，要人、要枪、要经费，是我这里的事，你怎么说，我怎么办；公事上头，交代下来可是不能打折扣的。” 　　这话可有些答应不下。李振标在对方炯炯双目逼视之下，心里不免着慌；想了好一会才这样答说：“我能吃几碗饭，总办心里有数；想来不会教我吃不下。” 　　“当然，当然！”刘文兰说：“交代下来的公事，自然是在缉捕营的范围以内。振标兄，我先给你看样东西；你请过来。” 　　刘文兰将他带入书房，开书桌抽斗取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三张红梅笺，交到李振标手里，他一看为难了——上面是核桃大的一笔草书；李振标几乎只字不识。“总办”，李振标苦笑说：“你老在考我了。”说着，将信递回。 　　“大帅的字是太潦草了些，我亦是半详半猜，费了好大的事，才看明白。”刘文兰这样掩饰着为李振标解嘲；然后又看着信为他讲解：“大帅得到京里的信，有人参了一本，说江南营务废弛，私枭横行；皇上很生气，已交代军机，将原参的折子发了下来。特为先送个信，最好自己先料理一下子；不然就会弄得很难看。” 　　李振标对这段话在似解非解之间；何以谓之“先料理”，何以谓之“弄得很难看”？他不明白，所听得明白的是，“私枭横行”，当然要严办。 　　“私枭横行，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李振标很严谨地答说：“要想一下子肃清，恐怕很难。” 　　“当然！私枭从来就没有肃清过。不过京里既然有这样的消息，我们不能不有个交代。”刘文兰说，“原折已经发下来了，参大帅的那位‘都老爷’，是江北人，地方情形很熟悉，说的话亦是有根据的，所以，不大好对付。” 　　所谓“很难对付”，有各种解释，是对付事还是对付人？若说对付人，不管对付那位籍隶江北的“都老爷”，还是对付军机大臣；都不是李振标的事，如说对付事，是笔杆上耍花样，将公事交代过去呢；还是缉私这件事要办出个起落来？亦还不明白。因此，李振标很沉着地点点头，只用眼色催刘文兰说下去。 　　“平心而论，那位‘都老爷’的话，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他说，事有缓急轻重；如果认真去办，当然急其所急。”说到这里，刘文兰忽然问道：“振标兄，你看缉私应该着重陆路还是水路？” 　　突如其来这一问，当然有道理在内；李振标需要想一想。两淮二十三场的新盐，分向水陆两路。大致淮北为陆路，以安徽寿州为窟穴，这亦是有渊源的，咸丰、同治之际，有个长毛叫李世忠，投降官军，派在寿州一带防守；当时筹饷很困难，曾国藩以盐代饷，准各军凭大营所发的凭票，自己到盐场领盐去卖。李世忠趁此机会，挟带私盐，公然贩卖；财大势雄，结交绿林，势力北起山东，西至河南，南及两淮，东到海边，凡曹、兖、颖、寿之匪；淮、扬、海、通之枭，经常出入其家，外号叫做“寿王”。后来河南巡抚裕宽，奉朝命相机拿办；设下一席盛宴，折简相邀，酒到半酣，伏甲齐起，斩于筵前。李世忠虽死，徒子徒孙仍操旧业；不过范围缩小了，只在淮北自东至西的陆路贩私。 　　陆路贩私，数量不多，查缉亦比较容易，所以不成其为大患。李振标如果说以陆路为主，便是自欺欺人之谈；而且欺他人可以，刘文兰是不会受欺的，因而老实答道：“自然以水路为主。” 　　“是啊，我也这么想！”刘文兰说，“水路私盐，由运河入长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膏腴之地，亦是盐课主要的税源，当然要保住。那位都老爷说，擒贼擒王，只要将水路上的私枭头子捉住了，其它小喽啰自然闻风敛迹，是故大帅交代，务必要请你老哥，照这张名单去办！” 　　“名单？” 　　“不错，有名单。” 　　刘文兰从抽斗里取出一张名单；长长的一串名字，头一名：徐宝山；第二名白寡妇。这两个人的姓名旁边还密密加了几圈。 　　李振标的心一沉；好久说不出话来。 　　“振标兄，”刘文兰又说，“这张名单，我不能给你；你最好把它念熟，记在心里，回去也不必要写出来，有笔迹容易泄漏。” 　　“是的。” 　　“其实也很好记。你只要记住前面两个名字好了。擒贼擒王，抓住这两个人，枭首示众；以后缉私就容易了！” 　　这犹如一副千斤重担，突然加在肩上；李振标只有咬着牙关先硬挺住。此时什么话都无法说，亦不知从何说起？他所想到的是，从此刻开始，就应该想法子卸除肩上的压力；他觉得沉重得太可怕了！ 　　辞出来，李子隆在门房等候；陪着到大门外，他关切地问道：“师父，你老人家是不是人不舒服？” 　　李振标茫然；他没听懂李子隆的话，挨着他发楞。 　　“师父，你的脸色好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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