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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二

“古来大臣临终，必有遗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受国深恩，尽最后的言责。我想仿照这个意思，请你代我写一通遗电。” 　　蔡锷的遗嘱，一共四点，言不及私：第一是寄望于政府与人民，协力同心，采取“有希望之积极政策”，言外之意是支持革命党领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建国方略与大纲；第二，呼吁负民望者以“道德爱国”，捐弃出于权利之争的个人意见；第三是要求北京政府令饬署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和署理四川省长戴戡，将护国军在四川作战的阵亡及出力人员，核实请恤请奖；第四说他“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在他鞠躬尽瘁，喘不成声地说完了他心中的最后一句话，一颗曾经闪耀出万丈光芒的将星，随即殒失在扶桑落日之中了！ 　　当天——十一月初八，蒋百里急电回国，报告噩耗。除了转达遗言以外，特别提到他致死的原因：“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这个不幸的消息在报上发布以后，比黄克强之死，引起更多的震动与哀悼。由短命的英雄，自然想到飘零的红粉，新闻记者赶到小凤仙的香巢，想问问她的情怀，谁知早已人去楼空了。 　　＊＊＊ 　　饰终之典，相当隆重。北京政府在十一月初十发布明令褒扬：“上将衔中将蔡锷，才略冠时，志气宏毅，年来奔走军旅，维护共和，厥功尤伟。”身后之事，“着驻日公使章宗祥妥为照料，给银二万两治丧。俟灵榇归国之日，另行派员致祭。” 　　灵柩在十二月初，由日本专轮载运回国，在上海起岸，由梁启超主持了一次公祭。当时便有新闻记者在场向梁启超请教蔡锷的生平。 　　“大家都知道蔡将军是梁先生的得意高足，不知道这一段师徒的渊源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那年我二十五岁，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梁启超含泪答道，“松坡那年只有十六岁，是我四十个学生里头最小的一个。我们在一起做学问，不过半年的工夫，但是在人格上早就融成一片了。” 　　“以后在日本是不是又遇到了？” 　　“是的。戊戌政变我亡命到日本。不久，松坡和他的十几个同学，历尽艰难到日本来找我。我和时务学堂的同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了很小的房子同住。彼此做学问又做了差不多一年。” 　　“那么蔡将军是怎么样弃文就武的呢？” 　　梁启超略略想了一下答道。“在日本一年，大家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就带他们实行，结果我的学生牺牲了一大半。松坡那时正替唐先生送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松坡本名艮寅，从这一次漏网以后，才改名叫锷，重新到日本投身士官，学习陆军。毕业以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松坡跟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 　　“蔡将军为什么要辞云南都督？是不是有人逼他？” 　　“不是。云南苦苦挽留，政府也不放他走，是松坡自己要辞的。他的意思是：第一，怕军人问政，弄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想以身作则来矫正；第二，他想训练一班爱国爱民的军官来对付我们假想的敌国——” 　　“梁先生，”记者打断他的话问，“所谓‘假想的敌国’是指日本吗？” 　　“这一层不必明言。”梁启超接着说，“讲老实话，当时我跟松坡都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轨道，替国家好好做点事。谁知道会演变成这样的情形。唉！” 　　“我想再请教梁先生，听说蔡先生在北京眷恋名妓小凤仙，可有这回事？” 　　“不是什么眷爱！”梁启超正色答道，“是醇酒妇人，故意装成极腐败的样子，示袁世凯以并无大志。不过，”他又说了良心话，“松坡能够破壁飞去，当然亦得小凤仙掩护之功居多。” 　　＊＊＊ 　　民国六年元旦的后一日，蔡锷的灵柩盘运到湖南长沙，国葬于岳麓山——同时依照不久以前所公布的“国葬法”而获得此项最高哀荣的，还有一位开国元勋黄克强。 　　由于黄、蔡先后下世，相隔不久，所以在北京举行的正式追悼会，同时公祭黄克强和蔡锷。并世英雄、勋业彪炳，而皆赍恨以殁，因而有许多沉郁至挚的好挽联。黎大总统合挽黄、蔡：“正倚济时唐郭李；竟嗟无命汉关张”，大有以刘玄德自况之意，固然颇为人注目；而杨度挽蔡锷的“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在公理私谊、恩怨成败，重重纠结，很难下笔之中，有这样不失身份而能尽其哀悼之情的措词，亦很受人赞赏。 　　然而盛传一时的，却是小凤仙的挽联——挽联中或者兼挽，或者分挽，唯有小凤仙的一副，专挽蔡锷，道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运典浑成，而以红拂自拟，颇见身份。 　　不过，小凤仙却未在追悼会中露面。这副挽联到底是小凤仙请人代撰了送去的，还是出于好事者之手？就无可究诘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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