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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

于是章太炎在武昌提出征婚条件：第一是以湖北女子为限；第二是文理清顺；第三是大家闺秀；第四是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的恶习，而有从夫美德的。 　　谁知章太炎虽说过“武汉首义之区，虽女子亦殊不凡”的话，而姻缘却仍旧成就在浙江。是回到上海以后，有朋友替他介绍一位小姐，湖州人，姓汤，芳名国黎，是位才女，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耽误了青春，二十八岁还待字闺中。 　　章太炎这时四十五岁，虽然不修边幅，并有“疯子”的外号，但不世出的大文豪，汤国黎自然仰慕，所以做媒的人非常顺利，从说合到结婚只不过三个月的工夫。 　　结婚典礼是在有名的所谓“哈同花园”举行的；这里也是当年“爱国学社”的发祥地。介绍人是蔡元培；观礼的伟人有孙大总统、陈英士、黄克强。章太炎穿的西式大礼服，不知从那里借来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顶在头上，得意之极。 　　晚上在一品香宴客，门弟子起哄要老师和师母当场赋诗，章太炎一诺不辞，脱日吟道：“我身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摄衣登高冈，招君云之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婚后伉俪之情弥笃。等到章太炎被幽，汤国黎有一封信上袁世凯，为夫请命，自道“结缡一年，誓共百岁”，措辞不亢不卑，传诵一时。黎元洪为了章太炎着想，曾经建议接汤国黎来京，但章太炎坚决反对，未成事实。黎元洪对于撮成这头姻缘，自觉是真正的成人之美，相当得意。所以劫后重见，在国事不堪回首的情况下，便又只有谈谈家常，说说笑话了。 　　谈到兴尽告辞，章太炎才提出一个要求。“内子屡次有信来，颇为想念幼女。”他说，“幼女虽是前室所生，内子视为己出，天涯睽隔，情所难堪。我打算十天之内携幼女南旋。请为主持。” 　　先都是家常话，只有最后这“请为主持”四个字见分量，是要求黎元洪恢复他的自由。其实，这是不消说得的——章太炎被称为“民国之祢衡”，如今曹操已死，恩怨一笔勾销，“祢衡”自无需再加幽禁，所以满口答应，说一回去马上就办此事。 　　回到东厂胡同府邸，黎元洪倒还热心，立刻派人去请步军统领江朝宗。这位半年以前“赉诏颁封”，而为黎元洪大骂“不要脸”的“九门提督”，正以前嫌，耿耿不安，一听黎大总统召唤，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赶紧亲自驾着马车，前来报到。 　　“宇澄，”黎元洪向他说道，“章太炎先生的门禁可以撤掉了。他爱到那里到那里，不要拦他。” 　　“是！朝宗不敢。不过报告大总统，这件事不归朝宗的衙门管。” 　　“归那个管？” 　　“从前是军警执法处。现在军警执法处停止活动，该警察厅管。”江朝宗说，“章先生的给养，按月都是警察厅领了转发的。” 　　“那好！我找吴镜潭说话。” 　　等把吴炳湘召来，一说经过，他面有难色。据吴炳湘说，当袁世凯病殁之初，他就向国务院请过示，是否恢复章太炎的自由？所得到的指示是：照旧看管。 　　这就见得事情不简单了。黎元洪便派张国淦跟徐树铮去谈。那当然不是像黎元洪跟江朝宗、吴炳湘说话那样，直接下达命令，而是咨商的口气，可不可以从宽处置？ 　　“这是一件小事，不过得问总理。” 　　徐树铮的答话，在张国淦听来有着戏侮的意味。“小事要问总理，”他讥嘲地问，“大事才要问阁下？” 　　徐树铮笑笑。“大小事我都可以管，只要我管得了。”他说，“这件事，我可管不了，非得问总理不可。你请坐一下，我总让你带个确实答复回去。” 　　答复果然很快，也很简单。等袁世凯出殡以后，才可以撤除监禁。 　　“这是没有还价余地的。”徐树铮说，“明人不必细表，请你细想一想就明白了。” 　　也真要细想才能明白，他们是怕章太炎一恢复了自由，写文章或者对记者发表谈话，痛骂袁世凯祸国殃民。袁世凯生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人，虽已有众叛亲离之势，但袁世凯一死，段祺瑞成为北洋首脑，就自然有维护“团体”名誉的责任。如果作为北洋系的“太祖高皇帝”的袁世凯，停柩在堂，尸骨未寒，而有章太炎这样一支健笔大张挞伐，则是北洋整个“团体”受辱。所以段祺瑞——其实也就是徐树铮的主意，还得委屈章太炎几天。 　　话一说破，想想果然该有此顾虑。黎元洪觉得章太炎如真的出此举动，那就不但开罪于北洋，而且亦对自己这个大总统的威信有损，因为被骂的袁世凯，正是“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特别下令优礼，所有丧仪“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极功之主意”的“前大总统”。 　　然而章太炎和他的门弟子，却想不到人家有此“小人之心”。几番催询，不得要领，只好辗转拜托浙江都督吕公望来一个电报，要求开释。正好袁世凯也“归隐洹上”了，于是章太炎才得在京华名流盛大欢送之下，乘车南下，恢复自由之身。回想被骗到京的时候，袁世凯的声名权势，如日方中，不可一世，不过三四年的工夫，烟消灰灭，连命都不保。章太炎京华回首，万感交集，不由得在长鸣的汽笛中，念了一句古文：“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章太炎是袁世凯死后，为四海瞩目的两位名人之一。如果说袁世凯是曹操，章太炎是祢衡，那么蔡锷就仿佛是周瑜了。 　　周瑜三十八岁而亡，蔡锷才三十五岁，但征兆已经很恶了。他在京的时候，已经得了喉病。从云南率师入川，仅有三千饥卒，而与北军四万为敌。出发之前，在云南只领到四个月的饷。入川以后，给养毫无补充。如果是他人的部队，不成问题，“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就地摊派，设卡征税，“有土斯有财”，只要霸住地盘予取予地，要什么补充？ 　　但是，蔡锷治军极严，以讨伐独夫的义师，何能骚扰民间。因此只得跟地方士绅，婉言情商，借粮借饷。但是，弹药不济，武器不足，地方士绅却无能为力，所以蔡锷在极力维持士气以外，更要苦心焦虑出奇计，设疑兵，应付对峙的顽敌。 　　其时的北洋军队入川的有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以及川军两师：周骏的第一师、刘存厚的第二师。除了伍祥祯为护国军痛击而溃，刘存厚宣告独立，曹锟和周骏的主力在川东一带，冯玉祥为了保存实力意存观望，李长泰亦未出全力以外，对袁世凯最忠顺的张敬尧，出死力与护国军相搏，对峙于合江、纳溪之间，双方曾经一连交战二十几天，未曾收队。但北军可以更番轮调休息，护国军却是有战阵经验的老兵，日少一日，而招募补充的新兵，未经训练，所以战斗力逐渐低落。二十几天未曾好好睡过一觉，未曾好好吃过一顿饭，内衣未换，身上已经发出异样气味的蔡锷，一下子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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