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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〇

　　§二十八

　　在彰德袁氏“养寿园”中盘桓了七天，梁士诒重回北京时，政局已有一番很大的变化了。

　　约法之争，终于告一段落。段祺瑞是想维持新约法的，但聚集在上海的国会议员中，颇多翻云覆雨的政客，想借此作个题目，掀起风潮，好从中操纵取利。他们的手法是鼓动西南军务院不肯撤销，军务院继续存在，便成南北分裂。在分裂的局面下，首先要想借洋债来维持政费就办不到。这一着可以困住黎、段，也可以拿军务院的撤销，作为向黎、段交换政治利益的条件。

　　幸好由西南已到上海的梁启超，毕竟能顾全大局，极力支持段祺瑞，同时段祺瑞亦知道坚持新约法有效，是授人以柄的不智之举，而在上海的海军则在六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表示非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正式内阁成立后，断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

　　这是一次兵谏，效果如应斯响，就在袁世凯“归隐洹上”途中，段祺瑞一连下了六道府令。

　　第一道：恢复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也就是通称的旧约法。
　　第二道：恢复国会，定于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
　　第三道：申令各项条约继续有效，其余法令，除有明令废止者外，一切仍旧。
　　第四道：撤销所有关于立法院、国民会议的各项法令。
　　第五道：裁撤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
　　第六道：裁撤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这六道除“新”布“旧”的府令以外，还有一道任命，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这一来，段祺瑞才算是黎元洪的国务总理。内阁照例总辞，而在徐树铮几个电话联络之下，新阁当天就组成了。

　　新阁除了张国淦，几乎完全调过。财政总长是早在六月二十三，因为梁士诒坚辞税务督办，改调孙宝琦接替，因而起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充任。

　　交通总长曹汝霖，也早就表示过坚辞之意，而梁士诒又拒绝了黎元洪“帮忙”的要求，所以选中了各派都无恶感，而为人也可算是君子的汪大燮。当然，这也是一个过渡的局而。此外，徐世英代表徐世昌入阁，担任内务总长，张国淦调任农商总长，陆军总长则由段祺瑞自己兼。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外交总长由唐绍仪出任。不过他在上海并无北上之意，暂时由陈锦涛兼署。

　　＊＊＊

　　交通系等于退出了政坛，麻烦却还不止此。已经撤销的参政院中，有人发起联名呈请查办梁士诒。同时袁世凯既已入土为安，段内阁亦不复成为袁政府惩办祸首的案子，亦必得要有个结果了。

　　交通系的巨头开会商讨对策，会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将“五路参案”的内幕公布，让大家知道，梁士诒是被迫下水，一派则主张出以持重，尽全力活动当道，取消祸首的名字。

　　比较之下，后一派的主张占优势，因为这不是办不到的。有人指出，雷震春和张镇芳本也在名单之下，由于“大爷”袁克定由彰德来了一道急电讨情，段祺瑞将这两个人的名字勾掉了。雷、张如此，梁士诒为什么不可以援例。

　　“要我跟他们去说好话，犯不着，公布真相，更可不必。我想我可以走一条路。”梁士诒突然问道，“听说杨晰子上天津了？”

　　“是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梁士诒说，“你们谁愿意陪我上天津去赌几天？”

　　这倒也不失光明磊落的风度——当然，以他的地位，不会有人说他“畏罪潜逃”。光是这不愿辩白、不愿低头的表现，就显得他不是随波逐流、浮沉由人的政客。

　　消息很快地传到了段祺瑞那里，特为派人来安慰，请他放心住在北京。梁士诒笑笑不做表示，依然按照预定计划出京。

　　除此以外，祸首名单中原有曹汝霖，由于日本公使的关说而取消；段芝贵是走了冯国璋的路子，才得脱免。至于六君子，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然最为人所注目，他们自己亦最紧张，其中杨度与孙毓筠是包打包唱的要角，料知决不可免，说人情、走门路，徒费气力，倒不如行那三十六计中的上计，早在梁士诒之前，就避到了天津租界上。

　　段祺瑞倒是唯恐他们不走，走了六君子之中的两名要角，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严复与刘师培，在李经羲以“爱惜人才”一言之下，从名单中剔除。其实刘师培正从私宅住入法国医院，得信却不敢出面。

　　胡瑛比较惨，因为辛亥年他在烟台做“山东都督”的时候，与吴炳湘成了对头。吴炳湘这个京师警察厅长，以前要保护帝制派，现在的任务反过来，要监视帝制派，恰好公报私仇，暗中派侦探跟踪胡瑛，搞得他躲来躲去，不敢回家，然而到底占了曾做过革命党的便宜，始终不曾被捕。

　　再有一个沾了革命党的光的，就是李燮和。段祺瑞为了表示不与革命党为敌，自动将他与胡瑛从名单中勾掉。

　　这样一再斟酌，最后“十三太保”只剩下六个，而袁乃宽又苦苦哀求，段祺瑞无奈，将他删去，就只剩下五个了。

　　十三太保以外，忠实的帝制派还多的是。不过段祺瑞不愿得罪武人，只将三个手无寸铁的文人，摆在里面充数。到七月十四日发布了一道惩办祸首令：

　　“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贻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有了这道命令，胡瑛才搬出了法国医院，不过还有些人要忙着“避风头”。

　　第一个是法制局长顾鳌；第二个是内户夏寿田；第三个是办《亚细亚报》的薛大可——薛大可最冤枉，他办《亚细亚报》，竭力劝进，事实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好处最多的是袁乃宽，反倒逍遥法外。

　　因此，外界对这道惩办祸首令，非常不满。报上冷嘲热讽，对于榜上有名的人，反倒寄予同情。尤其是对杨度，认为他自评的“政治节操”，确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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