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100)_高阳

一〇〇

　　但康有为决不能道破实情，否则他的一切诳言，无不拆穿。因此，他竟造作德宗许以“直递”的子虚之事，进而有所谓“密折”、“密诏”。其事实真相，可为之分析：

　　第一、从谭、林口中，康有为得知确有密诏付杨锐。康有为设想他人必有此疑问：康某既自称如何上结德宗特达之知，则有密诏，何以不付康某？于是撒谎撒到底，竟谓有两道密诏，一道谓“朕位且不保，令与同志设法密救”；一道谓催其出京，意在保全。好在谭、杨均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即令不信有其事，但无证据。不意此密诏竟为杨锐携回四川，且于宣统元年呈交摄政王，公诸于世，真相乃明，否则终成疑案。

　　第二、康有为在京多方活动，终未能更上层楼，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诏一颁，康有为的原形，已显了一半。八月初三杨崇伊上训政折，则慈禧复掌大权，已成定局。康有为至此已至日暮途穷之境，倘不速走，祸且及身；但既不能携其弟同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险，就必须有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因而造作德宗境况如何危险，欲其相救，以示大义所在，忠君不能不弃弟的苦衷。

　　第三、有密诏始可号召勤王，以遂其行骗之计。

　　至于袁世凯，只在迫不得已，或居然有人当面询问时，承认告密，不认诬证，因为告密可有解释，一是为了“保全皇上”；二是荣禄为长官，如此大事，何所不告？但诬证则为陷害，决不可认。

　　但就是袁世凯自己的话，亦有许多前后不符之处，如张一麐所记，“据北洋幕府所闻”，而又谓“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谓袁世凯回津后，“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亦在座”之云，而“戊戌日记”则谓次日始于荣禄座中见到杨莘伯。

　　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职的张国淦，数年前有一回忆录发表，谓曾面询袁世凯。据记如下：

　　袁言：“当时宫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返，所有秘密，他们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御史杨崇伊常常来津，在督署一住多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革职后，他们到津与荣督秘谈，所谈何事，外人固不得知，听说与太后训政有关。七月二十九日，我奉旨到京，初一日召见，特赏侍郎候补。初三夜，谭嗣同来，声言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要求我诛荣某，围颐和园，并言：已有朱谕在手。出示朱谕，乃系黑笔所书（原注：即廿九日密诏节录者。高阳按：即付杨锐的密诏），并无诛荣围园之语。谭言：他能挟制皇上，于我请训时，付我诛荣围园朱谕。我听其‘挟制’二字，不寒而栗，告以‘天津尚有聂董两军，及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北京神机各旗营，事前不能接洽妥当，单靠我的七千人，如何能办这样大事？’谭哓哓不休，只得说——”

　　但在“戊戌日记”中谈及朱论时，谓“谭云：‘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的，确有此朱谕。’”前后说法不同。张国淦又记：

　　我又询初五日请训，皇上交何朱谕？袁言：实未交朱谕。但谕‘你练兵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似乎是我的军队以后可与荣禄对立，不必受他的节制，但亦未明言。”

　　“与荣禄各办各事”一语，亦见“戊戌日记”，但记为初二日谢恩时所谕；日记中谓初五日请训时，只有袁世凯的奏谏，而“无答谕。”揆情度理，以与张国淦所言为真实，因既为请训，德宗决无一言不发之理。张国淦又记：

　　袁又言：“我见荣督，荣问：‘请训时奉何密谕？’我言：‘请训时并未奉有密谕，只叫我好好练兵。’荣言：‘何必欺瞒？’我觉得北京举动，彼已闻知，因言：‘皇上对于太后并无他意，只是新进诸臣，兴风作浪。’即将初三日夜，谭嗣同谈话详要说明，并言：‘这是他们的策画，与皇上丝毫无干。母慈子孝，他们的胡作非为，万不可牵累皇上。我们当调和两宫，保全皇上。’荣笑言：‘你倒是皇上忠臣。’我言：‘外有各国使臣，内有各省督抚，如果有非常之举，难保不有异议，致生他故。’荣频点头言：‘你还是好好练兵吧！’

　　袁世凯这一段话，与日记不同。日记中强调他与荣禄的立场一致，俾为如或兴狱，有辩解的余地。此时已非清朝，无所顾忌，因而语气中指出荣禄为后党。至于所谓“欺瞒”，袁世凯所瞒者，为“与荣禄各办各事”一语，而非所谓“诛荣围园”，但日记既已如此说法，对张国淦遂亦不得不说假话。张国淦又记：

　　我又询袁：“彼时都说荣禄初五夜专车秘密到京，才决定大计，实情如何？”袁言：“太后训政，酝酿已久，近日杀荣围园，风声传播，后党方面又加甚其词，所以提前办理。我在此时亦是他们怀疑防闲之一人，荣果秘密到京，自然不令我知道。我此时忧谗畏讥，亦不敢多有议论。”

　　这段话有真有伪。荣禄如于初五秘密进京，袁世凯决无不知之理。因为荣如初五夜进京，则初六日谒见慈禧，有许多事要办，初六必然无法、亦无必要赶回天津，则袁世凯至督署见荣扑空，荣禄的行踪自明。推作不知，正为荣禄其时未曾进京的反证。

　　张国淦与袁世凯的上引谈话，是在民国二年，当时他并未看到宣统元年在南通印行的“戊戌日记”，直至民国十五年二月，有名的词家况夔笙，在发表于“申报”的“餐樱庑漫笔”专栏中，连续刊载日记原文，张国淦方始发生疑问，认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凯八月初五回津与荣禄相晤的情况，他说：

　　这是何等重大事件，岂有当晚“略述内情”而等待“次早”却又“枉顾”之理？

　　诚然，这是情理上绝不可通之事，袁世凯于此段未说真话。但如因此而以为袁世凯有不可告人之处，即为告密的证据，则大谬特谬。如前分析，袁世凯作此日记的用意，在留一辩解的余地，且极力强调他与荣禄的立场、看法以及情绪相同，俾使摄政王载沣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不敢再追究此案，即不能不简化其与荣禄谈话的经过。

　　问题是假话说得不好，照道理应该编得更合理，事实上这亦并非困难之事；而所以如此写者，是故意写得不合理，故意留下漏洞，须知这个漏洞，是一个开启真相的匙孔。譬如这一段：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达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闲只好先退，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就“告密”而言，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叶、达皆荣禄幕僚，尽可请他们离去，以待毕其词；即或为了礼貌，亦可请荣禄易地密谈。复就情理血言，荣禄亦决不会置如此大事于不问，而与幕僚闲谈之理。袁世凯所以如此写，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列举两名在场的证人；第二，暗示本无密可告，故以“略述内情”一语了之。此为史法中曲笔及隐笔的交替运用。清朝初期文网甚密，故清人有所记述，欲保留真相而恐触犯时忌时，每每运用此技。我在作清朝诸疑案的考证时，经常遇到。如冒辟疆作“影梅庵忆语”，有意将董小宛的年龄弄错一年；并托吴梅村设法保存董小宛被劫，辗转入宫，祔葬顺治孝陵的真相，吴梅村为之写“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绝八首，即为一例。

　　吴梅村的方法是先写董小宛被劫，而以“引言”中“阮佃夫刊章置狱；高无赖争地称兵”两语，闪烁其词，故意用阮大铖及高杰两人来淆乱听闻；最后在第八首结尾，留下“欲即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这么一个疑问，也就是一个大漏洞，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何以祭扫无由？墓门是如何深；侯门是如何阻？要问答案，便须从这个“匙孔”中去探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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