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92)_高阳

九二

　　▼张之洞

　　张之洞虽与翁同龢不睦，但变法的理想，实无二致。张之洞的“名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即翁同龢所拟的“定国是诏”中的主旨。而诏书中兴学为急，则张之洞早已实行，据胡钧、许同莘各编的两本张之洞年谱，记是年奉诏以前，兴学育才的情形如下：

　　二月：开办工艺学堂，延日本教习工人，教物理、化学、机器制造等。

　　三月：撰“劝学篇”成，分内外两篇，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

　　闰三月：遵旨广设学堂，以减征丁漕平余捐，永充学堂经费。

　　因为如此，有闰三月初四的上论：“张之洞着即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至十七日交卸篆务，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五日抵上海，不意湖北沙市有焚烧洋房之案，恐再度引起国际纠纷，饬令“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

　　及至维新开始，由于教育制度的变更，登进人材的途径，相应而起变化。废科举之说大兴，张之洞在基本上是赞成的。

　　在张之洞初回任时，正值拟议更改科举办法，张之洞是全力支持的，不独对文科有意见，即“变通武科章程十条”，亦有洋洋洒洒，长达五、六千言的陈奏。文科废八股之议，起于御史宋伯鲁，而奏稿出于康有为之手。最后则照张之洞所奏定议，二十四年六月初一上论，全引张之洞奏折外，提纲挈领，刊出原则如下：

　　一、贵州学政严修建议特开经济特科，原已明谕举行，以后“宜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

　　二、乡会试仍定为三场，但将先后之序互易。三场所试科目如下：

　　（一）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策问五道。

　　（二）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

　　（三）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其格大略如讲义，讨论经说。

　　三、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三场如额取中。每场发榜，取者始准试次场。按：乡会试录取名额，每年规定，乡试称为中额；会试称为解额，但名额大致相差不远。如会试解额总计三百人，则第一场取三千人；第二场由三千人中取中九百人；第三场由九百人中录取如额。

　　四、员生童生岁科、科试，亦比照此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

　　五、词章楷法，馆阁撰拟应奉文字，未可尽废，如需用此项人员，先期特降谕旨考试，偶一举行，不为常例。

　　六、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此外于殿试另有特旨一道：以殿试“为通籍之始，典礼至重”，将亲自“临轩发策，虚衷采纳”，此后“一经殿试，即可视为授职，朝考一场，着即停止举行”。将资格考试与任用考试合而为一，为唐朝开科取士以来，一项空前的改革，亦由张之洞原奏，“一经殿试，即可据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可从省”而来。上谕中并特别声明：“朝廷造成人才，惟务振兴实学，不凭楷法取士”，亦以张之洞原奏中，极力抨击殿试重楷法之故。

　　德宗对张之洞的看重，在这两道上谕上，灼然可见。原因是当时的督抚，对推行新政，并不起劲。六月廿三日特颁上谕，申明变法不得之苦衷，命内外诸臣，力除壅蔽，上下以诚相感。七月初十更有一道严旨：

　　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身任封圻，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该督等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虚延，定必予以严惩。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赶紧办理，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透露了许多消息，亦激起很强的反应，但皆归于失败或消沉。这些反应，大致为两种，一种是德宗本人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由“朕复何望”一语，可以想见他内心的苦闷与愤懑，所以反应激烈，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种反应是同情德宗，愿为分劳，当然亦有私意在内。满清自辛酉政变以来，一直是内轻外重之局；全国四督，直隶、两江、两广、湖广，只有四督中较轻的湖广奉行新政；内则王文韶、刚毅皆不为督抚所重，且都倾向慈禧，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宗号令之不行，亦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有一点，却是实在的，此即德宗仍旧有权，而且乾网已振，无奈他没有帮手。于是有两个人怦然心动。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翁同龢。

　　翁同龢是只身南归，姨太太陆氏亦暂留京寓，京中情形，有他的侄孙弢夫，随时函告；张之洞则始终有“坐探”在京，对朝廷动态，一向留意。翁、张二人根据“京信”，对德宗断然实施新政后的处境，有两点共同了解：

　　第一：德宗有权无柄。易言之，他缺少得以行使他的权力的凭借；因为刚毅早就蓄意掣肘，而王文韶除了受荣禄的影响以外，他本人根本是不赞成新政的。

　　第二、慈禧太后只是限制德宗过分倾向西化，并无意收权；只要德宗能用老成作温和的改革，很可望能获得慈禧的支持。

　　这样，翁同龢与张之洞都不能无动于衷，一个不愿放弃有所匡救的机会；一个认为抒展抱负，得以大用的时机已至。当然，他们在产生这样的意念之前，还有个别的考虑。先谈张之洞的考虑：

　　一、同治二年殿试前二本，两宫太后颇有主张，翁同龢之侄翁曾源抡元，乃因诏逮翁同书系狱，翁心存受此刺激而去世，故以状元畀曾源，以慰老臣于泉下。张之洞策论卷书写不如式，两宫不以为违犯功令，得点探花。慈禧对张之洞一向优容，亦为事实；有此背景，正宜利用。

　　二、朝中当权者荣禄，以李鸿藻的关系，早有渊源；荣禄任西安将军时，张之洞姊丈鹿传霖为陕西巡抚，彼此深相结纳，此又是对张之洞至为有利的条件。

　　三、德宗对兴学一事，几乎完全采纳张之洞的意见，是则入朝后，君臣必能相得。

　　此外，张之洞还有一个心愿，想调和宫廷间母子的感情，后来作诗有“课停头白范纯仁”之语，以宋朝宣仁太后及哲宗视慈禧母子，而此非入朝不可。

　　因此，湖北巡抚于八月初七日电奏保荐；略云：

　　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忧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密，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

　　陈宝箴发此电时，不知朝中政局，已在前一日发生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剧变，自然再无人理会这通电报，对张之洞来说，实为大幸，此为发动于数日以前，德宗必然接纳，电召入都之旨一下，则张之洞必然牵涉在内，当然不会与“六君子”同科，但降调或恐不免。

　　至于在翁同龢，罢黜之日，端午节赏照赏，即表示慈禧犹顾念三十年“西席”之情。当他出都后，愈来愈明显的迹象是，慈禧深恐激进派如康有为，以及其支持者张荫桓恃翁同龢为护符而得以出头，只要翁同龢出军机，剥夺了他的“宰相”的权力，即无足为患。至于“定国是诏”，并非离经叛道，相反地，他的主张且已积极地见诸行动，此即诏书中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以及孙家鼐之被重用。

　　翁同龢与孙家鼐的关系，在宫中略如李鸿藻之与翁同龢。孙家鼐之能为帝师，出于翁同龢的援引，翁同龢被逐，所遗协办一缺，亦由孙递补。至五月七日，命军机及总署，迅即议奏京师大学堂事，十五日总署奏上章程，诏派孙家鼐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所设学堂，此即不寻常的举动。

　　何以言之？学校归礼部管理，而孙家鼐为吏部尚书；吏部掌人材之进用，而造就人材非其所能问。倘谓京师大学堂性质为变相的翰林院“庶常馆”，则掌院学士为徐桐，派他管理大学堂，方于事理为顺。固然徐桐及礼部尚书许应骙，皆为守旧派，不宜与闻新政；但此一出自德宗意旨的决定，顺利实现，至少可以证明，总署及军机的“后党”，既未反对翁同龢的主张，亦未反对可视之为翁同龢的替手的孙家鼐。

　　翁同龢及其晚辈的判断是，德宗始终是心向师傅的，四月廿七日之事，因在慈禧坚决而激烈的态度之下，倘或全力维护，势必激起更为严重的局面，暂且容忍，俟机转圜，为德宗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德宗既有弥补咎歉之心，复又想到“师傅”在位时，不论德宗的意旨如何不赞成，但最后终必接受要求；则相形之下，德宗既有甚么事都“办不到”的苦闷，自必更会想到师傅。

　　不过，德宗要顾虑的是两个人，一为慈禧；二为荣禄。慈禧一向念旧，或者对翁同龢如此下场，亦觉不忍，即无此心，亦决不会如当年对恭王那样深恶痛绝，如果德宗请复起翁同龢，只命他办事，不赋予权力，必能得慈禧的同意。

　　至于荣禄，或许德宗没有考虑到，但翁氏家人一定要估量他是否会成为翁同龢复起的绊脚石？但从荣禄两次厚赆，又示意袁世凯来结纳这些情况来看，荣禄必已感觉得手段太狠，应有所弥补，因为即不论感情，以翁同龢三十年显宦，迭掌文衡，亦可说门生故旧遍天下，有其不可轻侮者在。因此，“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谚语，在荣禄此时，必是常常盘桓在胸中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