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34)_高阳

三四

　　“樊川集”作者杜牧，既为牛僧儒掌书记，又见赏于李德裕，泽潞之平，杜牧之策。又作“罪言”皆讲明相业之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引述甚多，张佩纶自况杜牧，而“两党”则谓两李，李鸿藻与李鸿章亦不协，但皆激赏张佩纶。

　　“不作三公为有情”谓儿女之情重于功名之念，杜牧出为外官，历黄、池、睦三州而内转为吏部司勋员外郎，已具入相的资格，但因与“湖州女子”有十年之约，因乞郡湖州，不意“绿叶成荫子满枝”；踰年重回吏部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就清朝的制度而言，便是入军机。杜牧倘非乞郡湖州，耽误资格，当早知制诰而为冢宰，位列三公。

　　若就张佩纶而言，他曾告樊增祥谓“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其意若谓婚于李氏，即是儿女之情重于功名之念，与杜牧心境相似。

　　至于张楚宝赠刀，更为李鸿章欲传衣钵于张佩纶的明证。魏徐州刺史吕虔有佩刀，人谓必三公可服此刀。吕虔以其别驾王祥有公辅之量，因以此刀相赠。王祥将殁时，授刀异母弟王览：“汝后必兴，足称此刀。”后如其言，王览之孙即王导。

　　李商隐有用吕虔赠刀的一首七绝：“微意何曾有一毫？曾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朱鹤龄注：“令狐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隐，故借五祖故事。”李商隐于章奏制敕，确得彭阳真传，但未获大用。此诗为失意自慰之词，多酸葡萄意味，意谓虽不作三公，而章奏得令狐楚衣钵，固非令狐绹所能否定。张佩纶与李鸿章及其嗣子李伯行的关系，亦略如李商隐之于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恩怨。张楚宝以李鸿章之甥，而以肃毅刀赠张佩纶，此即表示能继承李鸿章者非李伯行而是张佩纶。

　　张佩纶之一蹶不振，主要原因之一是锋铓忒露，令人反感。郑孝胥有诗云：

　　丰润当年气属天，荷戈一去甲申年。临流正有人微叹，转觉王家伯仲贤。

　　“王家伯仲”指王仁堪字可庄，王仁东字旭庄兄弟而言。王氏闽侯望族，仁堪为陈宝琛妹婿，光绪三年状元，在翰林院时，协办大学士全庆掌院，约翁间龢看“馆课”，极赏识王仁堪，实际上有师生之谊，因为王氏伯仲皆亲翁同龢。当时名士凡亲翁同龢者如盛昱、李慈铭等，皆恶张佩纶；同样地亲张佩纶者皆轻翁同龢，如陈宝琛与翁不通音问，张之洞本翁曾翰同年，而与翁同龢交谊不终。最奇特者为黄体芳、黄绍箕父子，体芳极佩服张佩纶，有所作必就正于张，而绍箕大不以为然，因与盛昱等大攻张佩纶，父子郎舅为学问上的门户之见，各树一帜，分道扬镳，此为清末南北党争的一项特色。

　　所谓“转觉王家伯仲贤”者，即指王仁堪兄弟反对张佩纶，持论侃侃，不稍假借。王仁东曾致书张佩纶劝其自劾，末言：“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张佩纶覆书，措词亦颇凌厉，末谓“绝交与否，听之中散。”中散指嵇康，竹林七贤中，山涛任吏部尚书，欲举嵇康以自代，而嵇康竟致书绝交，真所谓“立异鸣高”。张佩纶以王仁东为嵇中散，谓己无过，而王逞意气。事实上彼此皆断断然，有乖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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