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48)_高阳

四八

　　至于刚毅传谕，与口敕有出入，其为善意或恶意，须视事实而定。倘或确无咎愆，或上意无他，则刚毅如此传谕，即是有意折辱，但张荫桓其时已颇失慈禧之意，所以刚毅所谓“有恩旨”云云，实为卫护。既有恩旨令其改过自新，则此次之咎，已有了断，他人再有参劾，即不得重论其过失。张荫桓当然心知其意，只是对不谙朝廷规制的候补作欺人之谈，装点门面而已。

　　王文韶早在沈桂芬时代，即曾入枢，以云南报销案而斥逐。此次由直督内调户部，入直军机，即为翁同龢的一缺一差，南人罢而南人补，所以安抚南士。荣禄则外放直督，坐镇北洋，遥制帝阙。慈禧老谋深算，早有布置，维新变法，如能逐步推进，或者有一半成功的机会。妄想发动武装政变，即令袁世凯不告密，亦未见得会成功。如果张荫桓仍在其位，则在康有为指使之下的轻举妄动，必无实现的可能。

　　张荫桓又谈其得罪慈禧之事：

　　余去岁奉命出洋时，内大臣某语余曰：归时须以外洋新奇宝物献太后。余记之不敢忘。差竣，遂备钻石串镯一副，配以祖母绿帽花一颗，装潢献太后，此帽花系余前在法京拍卖法总统御用三物，色极葱茜，复恐皇上见怪，亦备金刚钻镯一副，红宝石帽花一颗，先献皇上。

　　上谕曰：太后处有否？余对曰：有。皇上曰：汝将此并呈太后，朕自可得。

　　余遂具折托立豫甫呈进，豫甫告之李总管，即李莲英，外人所称“皮小李”者也。时总管方沐发，急竣事，易衣入奏，奉懿旨着抬进去，蒙太后赏饭，饭毕谢恩，见皇上在太后侧，捧一盒走而去，知系所献物也。

　　余献此，两宫甚喜，且常服御，后伺探近臣云：太后尝言红帽花较佳耳。

　　当余出宫时，有内臣谓余曰：李总管亦须送物，事始周到。余仓卒无以应，拟俟补送，后竟忘记，遂开罪于彼。此次之祸，未必疏忽之咎也。

　　此事亦见《庚子西狩丛谈》，作者吴永曾受知于张荫桓，所记较《驿舍探幽录》为详。吴永说：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莲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红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

　　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告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另备一分，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远。

　　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无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只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分贡物，一律发还。

　　按：慈禧一生引为莫大憾事者，即是母以子贵，虽称太后，实未正位中宫，身份不如慈安，更不如穆宗之后“嘉顺皇后”。相传穆宗病亟时，与后相泣而语，为慈禧所闻，以恶婆婆的姿态出现，拉住皇后的头发，作势欲责，嘉顺皇后恐受辱，口不择言地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意思是希望慈禧顾全体制，岂知益撄其怒，传杖欲辱皇后。穆宗受惊，因而转为“痘内陷”，终致不起。

　　李莲英一句冷语挑拨，确能产生极大的作用。至于张荫桓平时往来人物，起居豪奢情状，李莲英无不备知，并不足怪。张荫桓住东城锡拉胡同，此处有一家很大的淮扬馆子，东主即是李莲英；要侦察张荫桓的行动，是非常方便的。

　　吴永又记：

　　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太后阅奏，立遣缇骑传问。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飞骑登门，口称奉旨传赴内廷问话。

　　当即督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车，两人骑马前后，余两人露刃跨辕外，一如行刑刽子手，即将押赴市曹者。侍郎谓此时实已魂魄飞失，究竟不知前抵何处。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径趋向禁城，直至东华门下，始知尚有一度审问，当不致立赴刑场，然心中忐忑，转以益甚。

　　下车后仍由番校押导入内，至宫门外，已有两内监守侍，番校前与致词，一如交割罪犯者。当在阶下立候，未几传呼入见，太后盛气以待，词色俱厉，致不敢尽情剖白，只有碰头认罪，自陈奉职无状，仰恳太后皇上从重治罪。

　　仍摘要勉剖一二语，幸刚中堂在旁，乘间指引开脱曰：“这也无须深辩，现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去。”

　　予见太后无语，始碰头逡巡退出。至宫门外，已不见有人监视，随步行出东华门，觅乘原车还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梦惊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无事，居然重见妻孥，此诚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针毡芒刺，不知何时可释也。

　　次又谈德国亨利亲王觐见事，其言如此：夏五月德国亲王觐见，特闻朝廷接待礼仪，颇极优异，德藩意气骄纵，居之不疑，外间传说异辞，究竟若何情形，当时均由总理衙门核议，事皆目睹，其详可得闻否？张长吁一声，不禁拍案而言曰：我所以受谤之原，半由于此。说起令人可叹。初德藩有游历中国之信，我与同官商议，外国章程有出使游历各国者，各国接待与否，均听其便，此事亦当请旨定夺。嗣奉谕旨接待，着会议，我即向德使商量，据云：此系我国亲王，与寻常使臣不同，中国既允接待，一切礼仪，当从优异。

　　我旋即奏明皇上，彼时闻德王至闽、粤等省，乘坐黄轿，此节是我主议不行，旋议定用绿轿黄绊，临时庆邸、礼邸，迎至城外，一面电知北洋大臣迎送如仪。旋又奏明太后，太后闻奏，因欲先见德藩，我奏以外国使臣入觐，理宜先见皇上，太后谕谓德藩此来，并无国书，与使臣不同，皇上亦可在我处同见，见时令走廊子不赐坐，当时将此谕奏知皇上。

　　先是皇上欲在偏殿接见，经我奏陈，平日使臣觐见，尚升正殿，此次尤当优待，皇上允奏。至是闻太后欲与同见，意颇不怿，我下来后向德使通知，惟不赐坐一节，再三为难，我告以皇上在太后侧，亦系侍立，尔国亲王不尊似我国皇上，议至此，未定而散。

　　嗣闻有某翻译向德使陈说，便亦应允，于是传集工匠，收拾乐寿堂，殿坐备极华丽，共费银七万余两，陈设宝玩时有古窑瓶一个，内府当差者不慎，落地跌碎，太后动怒，将内府各官，降调有差，因此咸怨我迎合圣意，使伊等受累，太后怒我，未必非伊等浸润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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