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46)_高阳

四六

　　张荫桓当时的处境，完全是孤立的，倘非窦纳乐出死力相救，性命必然不保。当时直隶候补知县王保庆、曹景郝奉派解送张荫桓出境，合著有一部《驿舍探幽录》，说张荫桓一再伸手在脑后作势，问王、曹二人，可会如此？意思是会不会被杀。由此可见，张荫桓深知本人的境遇，危险尚未过去。李鸿章救他，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如果慈禧尚有后命，李鸿章就绝不会“救人救彻”，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嫌隙之深，可由李鸿章对林权助所说的话中听出来。

　　此外，庸庵尚书在《梦蕉亭杂记》中，载戊戌年中秋，如何照料张荫桓起解后。又记：

　　后谒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张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

　　其语怨毒极深，则知所谓“几遭不测”者，确有其事。按：李鸿章出总署，系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当礼部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小航）条陈”，全班革职，及擢用“四京卿”，百日维新到达最高潮的时候。以李鸿章当时的地位，是何罪名，可致不测之祸？细心推求，只有一事，即是年三月初七，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的第二天，由巴布罗福，面送贿银五十万两。据《微德回忆录》记：

　　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俄之要求，太后与皇帝幸颐和园避暑，太后为英日所支配，坚持不肯让步。在此情势之下，中俄所议无成，必引起兵争。余乃急电财政部驻北京之代表（按：即璞科夫）使谒李鸿章、张荫桓告以余意，劝亟成议。……余并令此代表以重宝贿二人，价值一为五十万卢布，一为二十五万卢布，此为予对华人交涉初次行贿之举。

　　但张荫桓在此案中，实未受贿，《罗曼诺夫报告》中亦只言李鸿章受贿，而不及张荫桓。最确切的证据是，“赤档”中有巴布罗福于三月初七致微德一电：

　　余今日面付李鸿章银五十万两，李大为欣慰，嘱余向阁下致谢。余同时已电致璞科夫告以此事。余未得便交银与张荫桓，盖彼行为，远较谨慎也。

　　如果以后巴布罗福有机会向张行贿，自必有电报给微德，因为此中关乎一笔巨款的报销，巴布罗辐是必然要做到这一道手续的。而“赤档”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电报。

　　如李鸿章所说，则逐其出总署，自然也是张荫桓的建议。前面谈过，光绪在接待亨利亲王一事上，已充分显示出对张荫桓不但信任，而且极其欣赏。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光绪当时的方针是，内政的改革交付“四京卿”，而外交方面，则唯张荫桓是赖。张荫桓要改革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就要驱逐盘踞总署不去的几只老狐狸。且看当时总署的名单：

　　庆王奕劻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户部尚书敬信户部侍郎张荫桓
　　刑部尚书崇礼礼部尚书廖寿恒
　　户部尚书王文韶

　　在这名单中，张荫桓所感到不便者，第一是李鸿章，第二是敬信，即因为他是户部尚书，如果受人利用，有所主张，张荫桓因为户部的关系，不能不卖面子，那就会形成掣肘了。至于王文韶，系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入直，本性圆滑，不喜多事，张荫桓驾驭得住他，而且也正要利用他打通荣禄的关系，当然不会动他。而李鸿章与敬信则于七月二十二日同日出总署，岂非张荫桓为扫除障碍所做的安排？

　　更由翁同龢“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的诗句去看，可以想见，张荫桓已将李鸿章受贿卖国的全盘经过，都告诉了光绪。以李鸿章的地位，任何误国的乖张措施，都可说是政策上的不同，此即范当世之所谓“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如以为非，充其量休致而已，绝无什么不测之祸。但受贿有据，岂得谓之为“功罪是非”，无可“论断”？而据此以钦派亲贵鞫问，刑曹议罪，李鸿章的下场，即令不会像柏葰、何桂清那样，毕命西市，至少也得赐自尽，然后以懿旨贷其一死，改为充军。

　　当然，这样的做法，极可能马上会引起俄国的武装干预，这是连张荫桓本人都不愿见的事。但如光绪一怒之下，勒令休致，也就够李鸿章受得了。所以他对张荫桓有“此人如不获严谴，是无天理”刻毒语。

　　以上所分析的这段内幕，治现代史者，似乎尚无人谈过。由此，对戊戌政变的影响，似亦应加上一个新的评估因素，即如袁世凯不告密，维新能够成功，不独在内政上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外交方面亦很可能走出困境。张荫桓是亲英美的，人所皆知，庆王奕劻则是日本人所极力争取的对象，如果外交由张荫桓来主持，必是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以与英国、日本经济合作，不排斥德、法，而以抑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为主。同时，我相信张荫桓亦一定会主张与荣禄合作，共同来维持新旧满汉之间的和谐。总之，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了政变，张荫桓能获大用，日俄战争亦不致发生，即令发生，也不会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起来。

　　及至起解后，两差官一路与张荫桓闲谈，颇有异闻。《驿舍探幽录》记：

　　因询康有为以一介草茅，何遽进用，敢肆猖獗，某等实系解不得。张答曰：兹祸之起，康有为固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毕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间事也。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庆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见康于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此段前半，张荫桓误记，乙未会试，翁未入闱，是科徐桐主考，康有为乃徐桐取中。翁同龢于榜发后，日记中有一语：“康祖诒中矣！”词气极憾，倘非晚年改原记，则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戒心，自为事实。张荫桓又谈：

　　未几，康上条陈，朝廷发交总署核议，仅议可行者两事，曰矿务，曰商务。常熟见之讶曰：洋洋数千言，条陈千数事，仅此两条可行乎？众不得已，奏请军机处会议。军机大臣惧担不是，拟旨会同王大臣议，皇上朱笔改交军机处议，议行过半，而康自此获上矣。积渐相乘，此后凡有条奏，径交军机处，命廖大司寇专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谬，谓常熟多事，而亦无法辞卸。康本孙文党，挈多金走京师，密结京僚图不轨。康实寒素，所有皆孙文资。侍读学士徐致靖折深酬四十金，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日本致仕相伊藤来华，李端棻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

　　康有为被传至总署问话，即是年正月初三日事，翁同龢有记，斥之为“狂甚”。至其上条陈以后情事，翁同龢日记未载，其时正忙于对德交涉，亦无暇及此，就康有为自订年谱，亦仅言“常熟将欲开制度局，以我直其中”，不及其他。于此亦可信，康有为之得能上达天听，实以张荫桓之力居多。八月初六张家被搜查，即以传言康有为匿居张处，足证张、康交往甚密。至于此时张之尽归罪于翁，亦以方处危疑之中，不得不然。何况两差官皆为初识，张不能不防系有意刺取隐私，自无真话。

　　以下张荫桓又讲伊藤博文访华事：

　　闻伊藤久已罢相，此次来华，系伊藤自来游历乎？抑中朝召来议事乎？张答曰：噫！我之祸亦由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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