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44)_高阳

四四

　　如上所引，俄国步步进逼，狰狞面目尽露，孰令致之，谁实为之？张荫桓此时已倒向李鸿章，狼狈为奸，共谋私利。若谓翁同龢对张荫桓，以前是善善不能用，则此时为恶恶不能去。至于李鸿章，则始终无悔祸之心，事实上纳人之贿，把柄在他人手中，亦无法稍作补救之计，如最后议约之时，犹允俄国额外需索。翁同龢三月初三记：

　　未正至总署，申初巴使来续议旅大约，已允者铁案，其余亦颇商改。惟铁路一条，忽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指图大争。巴竟谓若大连不能通，则另觅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驳，谓尔临时所改，我照华文，一字不敢。巴词穷，认笔误。仍以发电谓中国因数字不误，不肯画押而决裂。余笑应之曰：“任尔诬妄，我不任咎。”惟时英使在东厅，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闻，故改前说，知英之必来阻挠，须埋不开大连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还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罢。从此画押之期不改，各国蜂起矣，如何，如何！

　　现在再回溯到胶澳事件初起之时，德国因为俄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愿意速了曹州教案，在中国谋一港口之事，另案办理。但以李鸿章先则泄露德使所提六项要求于各国使馆，继而当面要求俄使干预，揆其用心，无非蓄意扩大事态。

　　结果，胶澳仍旧不保，而旅大又失。由于俄国占利忒大，英国不甘坐视，乃要求威海卫的租借权，并要求中国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于是法国亦提出四项要求，并占领广州湾，而日本则要求中国保证，福建沿海各地，不得割让与他国。其间英国所得的实利，如租借九龙，扩展上海租界等，蚕食殊甚。凡此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反应，皆由李鸿章所引起。

　　李鸿章的全集中，于其晚年自甲午战后的活动，皆略而不详，此为其亲属故旧，有意隐讳。癸丑议和，自非李鸿章不能收拾残局，乃以保全慈禧一事，尽盖前愆，复受尊礼，身后恤典极厚，谥文忠，入祀贤良臣，居然公忠体国的纯臣。其实，李鸿章如无丁亥之际卖国的行为，则癸丑议和不难，他本人的一条老命亦不会送掉，更溯因果，则戊戌变法，亦不致发生。尝读《明史》，颇惊异于嘉靖以后，凡事之始末曲折，人之贤愚功过，无不条叙井井，评断允当，数百年以后，犹似身经。而数十年前的时事人物，反有雾里看花、妍媸不分之感，此则治近代史者，不能不内讼者也。

　　周弃子先生赠我《瓶庐诗稿》乙册，据李嘉有先生所藏1919年刊本影印，卷六丁酉年（二十三年）最后一首《题自藏石谷仿董巨画卷》诗云：

　　鹓行人杰未全无，文学居然胜大夫。
　　互市忽来回纥马，割城谁献督亢图？
　　封疆事大疑难决，帷幄谋深智若愚。
　　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

　　题与诗截然两事，细细参详，恍然大悟。翁同龢被逐归里，旋生政变，为恐贾祸，日记诗文，多所删改，以掩其迹，这一首七律，诗真而题假，原题应为“赠张樵野”。诗意颇晦涩，但读其日记，参以《尺牍墨迹》，亦不难索解。说之如下。

　　百官班行谓之“鹓行”。首句感叹朝中人才寥落，而竟“未全无”；下承“文学居然胜大夫”，托出张荫桓，表明其长处及身份。“大夫”有多种解释，此处用庾子山诗意：“讲书征博士，明经拜大夫。”以正途出身的朝官为“大夫”，张荫桓捐班出身，应列之于“三士”。而文采、学问，居然胜过正途出身的朝官。

　　“互市忽来回纥马”，自是指俄舰忽到旅顺。此句有两解。杜甫《诸将》第二首：“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回纥马来，实救朔方之兵，此指俄德勾结为一解。但中德交涉，已有成议，“六条”中开山东铁路及矿产，尽德商承办，此亦可谓之为“互市”。根本不烦回纥，而兵马无端忽来，岂非居心叵测？此又是一解。以当时情况而论，自以后解为得作者的本意。

　　“割城谁献督亢图？”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而活用之，意谓俄国何知旅大之利，指明要索？此合上句皆责李鸿章。

　　“封疆事大疑难决”，自是写实，“帷幄谋深智若愚”则为赞张荫桓。当时必有似愚实智的良谋，直接奏陈于光绪，由“帷幄”及其下“伏蒲”句可知。翁同龢日记中曾数记此一时期中，光绪曾单独召见张荫桓，其谋曰“深”，曰“若愚”，料想当有看起来不聪明而实为根本之计的远大做法。

　　其谋已与翁张骸骨，同埋地下，可得而知者，即张荫桓曾奏请光绪，召李鸿章诘责。何以不先奏明，并不商诸同僚，即擅自令宋庆及旅顺船坞委员，俟俄舰到时，照料一切？此即所谓“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刍藁者，秣马者也；司徒则非李鸿章莫当。本事固彰彰明甚。

　　于此可知，翁同龢固非社稷之臣，光绪亦暗弱无用，而张荫桓确为“鹓行人杰”。我在想，张荫桓伏蒲上言，如在上者为明思宗，则衡以袁崇焕之冤死，以及明思宗之果于用重典，李鸿章必难逃显戮，这也就没有后来一连串的大祸。

　　《瓶庐诗集》戊戌年第一题为《再题自画草堂图次前韵》。原韵如下：

　　梦里新添竹数行，城西闻有小茅堂。
　　他年炒豆呼村酒，莫忘官厨腊粥香。

　　此诗作于光绪十三年丁亥腊月，显然有林泉之想。“再题”计两首，其一云：

　　十三年尚逐鹓行，孤负城西旧草堂。
　　元日退朝惟默坐，敢夸身染御炉香。

　　自丁亥至戊戌，实仅十一年，起句“十三年”，当系误忆。翁同龢在丁亥即拟归田，而至今“尚逐鹓行”，自谓“孤负城西旧草堂”实为违心之论。依我看，翁同龢纵非热中之人，但绝非恬退淡泊者，则可断言。试看前作，茅堂炒豆，一呼村酒，而不忘官厨，此日朝罢，谓不敢如贾至、杜甫早朝大明宫后的矜夸，其实正不能忘情于“身染御炉香”。这年元旦的兴会，若仍如往年访鹤、游厂之时，哪会记得起城西草堂？

　　第二首有自注：

　　掣电飞驰墨数行（电信多予笔），居然批敕立朝堂！

　　桑榆难补东隅失，尚有人争海舶香（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

　　三、四语，即指李鸿章。第三句所责甚重，意谓李鸿章尽力谋国，尚难赎败于日本之罪。由末句注中，则知翁同龢并非不知李鸿章卖国，而卒无所补救，只留得一句“愤惋欲绝”的诗注者，只因“居然批敕立朝堂”，不承望亦得有当国真宰相之一日，自足珍视。有此一念，不免依违，说得实质些，不肯以去就力争。康熙年间彭鹏劾李光地夺情，谓其“贪位忘亲”，如翁同龢则是“贪位忘国”。春秋责备贤者，难为其作恕词。

　　走笔至此，接得周弃子先生电话，谈到李鸿章的晚节，弃子先生提醒我，范当世挽李鸿章一联，意在言外，“有吾皇褒忠一字”，苦心维护，而实为曲笔，大可参详。按：范当世挽李鸿章联云：

　　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

　　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

　　范当世录稿后，独自“与公”以下十六字加圈，已表示其挽李鸿章纯出私情。但在李鸿章七十赐寿时，寿联“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拟李鸿章为苏东坡所极口称道的文彦博；下联“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以能如孔融之谒李膺为荣，则“人间利钝得失”，何尝“渺不相关”？而昔日视之为威德皆盛之文潞公者，忽谓不过“老书生、穷翰林”，则又何说？由此可知，如此措施，乃是范当世不便论李鸿章平生，不得已而找的借口。“环瀛海大九州”的李鸿章，一生可颂扬之处，亦复不少，竟避而不论者，正因其人不可深论。

　　由下联可知当时对李鸿章的功罪是非，论者甚多，且必有其不忠于国之论，故范当世因李鸿章谥文忠而以“有吾皇褒忠一字”之一语，为他做挡箭牌。其实“褒忠一字”，犹非“吾皇”，乃是慈禧太后之酬私恩。然则连抬出“吾皇”来的这面挡箭牌，防御力亦很薄弱。“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姑可有此一说，亦正因有此一说，异代不能不论其功罪是非。由今而观，同光中兴名臣，李鸿章是绝不能与曾、胡、左相提并论的了！

　　反倒是张荫桓，死于忠义，末节应可尽盖前愆。只以不是出身科第，而后人又不振，所以鲜有论其事者，为补叙其获罪及被杀经过，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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