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7)_高阳

二七

　　▼三十年中侍紫宸

　　阎敬铭失志之时，在光绪将亲政之前。光绪十五年二月，大婚、亲政两大典，接踵举行，以为翁同龢一生得意的开始：慈禧在撤帘以前，曾召见翁同龢，时为正月二十二日。金梁《近世人物志》中，摘录其时翁同龢的日记云：

　　太后召见，有“汝忠实”之谕。蒙恩赐寿，有匾额对联，近来虽枢臣无对联，盖异数也。又自日本购得双鹤，见之狂喜，后伯王赠小鹤二。又一鹤飞去，以零丁帖求之，子青相国以一鹤见还，可感也。

　　“伯王”为伯彦讷谟祜；“子青”则张之万。四月二十七日六十赐寿，翁同龢自记此日风光：

　　日仍赤，晴。是日未入直。质明起，祠堂叩头，瞻恋凄怆。客来者命诸孙于寿堂答拜，而请各科通家数人照料之；九列则自己答拜，计一日中不下五六十人，起跪尚支持也。

　　凡用酒席四十桌，余四席送迎天使四位，陪天使者二人，福箴庭照料一切。巳正天使至，黄亭亦来，跨迎大门外，子姓随跪，随入安挂匾对毕，使者西向授如意，跪受陈于案，起，并行三跪九叩礼。让天使茶，随让酒，甫举杯即起，跪送大门外，副使二人，堂主事四人等已先去矣。客来极夥，不能悉记。薄暮始毕，余亦汗流浃背。以谢折交笔帖式定彬，明日递。

　　赐件：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

　　此为慈禧对翁同龢的笼络。不过慈禧在撤帘以前为了维护她个人的利益，曾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徐桐，以大学士管户部；一个是荣禄，于光绪十四年复起。慈禧与荣禄的“私人”关系，始终是一个谜。较为大胆而合理的猜测是，光绪初年，慈禧一病几殆，后为李鸿章所荐的薛福辰（薛福成之兄），及曾国荃所荐的汪守正（杭州有名的藏书家振绮堂汪氏后人）所治愈。据宫中内奏事处逐日公开的脉案，称慈禧所患者，乃是“骨蒸”重症，或谓起于小产血崩，调理不当以致转变成虚痨。御医心知其然，苦于无法对症发药，薛、汪二人，精研医道，治以骨蒸之法，而将治小产血崩转为虚痨的药隐藏其中，因而日渐有功。

　　据说引起慈禧小产的“经手人”就是荣禄。此后荣禄与沈桂芬不合，宝鋆助沈攻荣，荣反攻，但手段拙劣，反为沈所乘。据《梦蕉亭杂记》，翁同龢在荣、沈之斗中，曾为沈建一大功。至于荣之被黜，固由得罪了醇王，亦是慈禧有意疏远的明哲保身之道。

　　荣禄是醇王极欣赏的人，久佐神机营，醇王后来亦有悔意，屡次保荐，荣禄坚卧不起。自光绪六年至十一年，闲废五年之久，醇王做了“太上军机”，复思荣禄为助，因光绪已届骑射的年龄，醇王为备骏马八匹，以荣禄的名义报效，于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但至光绪十三年始授为镶蓝旗蒙左都统。

　　十四年慈禧决定归政后，以荣禄为领侍卫内大臣。此职共六缺，上三旗每旗各二人，正一品。通常非上三旗的高年勋臣，不能专任或兼领，职司宿卫。荣禄之被派此职，光绪的一切行动，便都在他监视之下，自然是慈禧所下的一着紧要棋子。

　　到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荣禄忽然外放为西安将军。我疑心这是出于翁同龢的排挤。翁、荣为异姓昆季，但自沈桂芬与荣禄互攻时，翁、荣即已分携，唯未至破脸而已。以此时的情形来说，翁、荣对立的形势，益为明显：

　　第一，翁同龢的唯一目标是，让光绪摆脱母后的牵制，乾纲独断，而荣禄则受慈禧之命，负有监督光绪的任务，这样便在暗中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第二，北派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李鸿藻对朝政已不能发生什么大作用。张之洞外任总督，而翁同龢手握财权，自有制抑之法，但荣禄在京，以他的背景来说，一旦代李鸿藻而起，南派将大受荼毒，所以亦必欲疏远之而后心安。

　　这是翁同龢蓄之已久的想法，而迟至光绪十七年方始动手，则因荣禄的三座靠山，一座是慈禧太后，高高在上，反不易倚靠；靠得住的两座，则已次第消失。这两座靠山就是醇王与伯王。

　　伯王名伯彦讷谟祜，其父僧格林沁，出身于清朝国戚第一家，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僧格林沁的叔父尚仁宗第三女庄敬公主，封亲王，死后无子，宣宗选于其族，以僧格林沁仪表出众，立为嗣，袭爵，称为“僧王”。

　　僧格林沁骁勇善战，所统带的黑龙江马队剽悍绝伦，但遇到飘忽无常的捻匪，追奔逐北，疲于奔命，结果在山东被暗算，即是阎敬铭巡抚任内的事。僧王的这支马队，在咸、同之际，颇为皇室所矜重，所以僧王阵亡，震悼异常。后来曾国藩镇压捻军，鉴于僧王之失，遂师明末杨嗣昌的遗规，采取以静制动的战略，沿运河设长围，以周家口为老营，以逸待劳，分捻为二，各别击破，得收全功。

　　僧王既殁，伯彦讷谟诂袭爵，在亲贵中说话很有力量。他跟醇王是儿女亲家，亦跟醇王交替管过神机营，荣禄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充“专操大臣”，负训练神机营之责，与伯王的关系很深。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第二年春天，伯王又殁，至此，荣禄的两座靠山都失去了。翁同龢乃得于这年冬天，因为成都将军岐元出缺，调西安将军崇寿接充，而以荣禄外放为西安将军。西安的缺分远不如成都，不但外放，而且是瘠苦之地，荣禄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

　　不道陕西巡抚鹿传霖，与北派的渊源甚深，他是李鸿藻的表叔，又为张之洞的姐夫。当荣禄赴任时，李鸿藻曾特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鹿传霖，原函如下：

　　滋轩表叔大人阁下：客腊接奉赐书，并承厚贶，拳垂逾格，心感难名。敬婶福体康强，政犹绥畅，为慰为颂。兹有启者，荣仲华系文忠至交，侄与相契多年，其人有血性，而才亦甚长，实庸中佼佼者也。去冬简放西安将军，不日即赴新任，人地生疏，一切望从实指教，如有借重之处，并希关照及之，感甚祷甚。侄栗碌如常，无可缕述，所幸贱体粗适，寓中亦各敉平，是纾垂念。专肃奉谢，敬请勋安。诸惟鉴察，不备。

　　所谓“文忠”指文祥，素以知人善任著称。荣禄至西安后，倾心结纳鹿传霖。《近代名人小传》记他在西安的情形：

　　家居数年，用为西安将军。西安缺至瘠，崇寿在官日，内一幕府，门可罗雀；禄至，内幕六人，日为笺启犹不给。偶缘营校阅，言于巡抚鹿传霖，往观焉；以银锞荷囊之属，遍赍诸士，值逾五千金，欢声雷动。传霖亦倾心交之，联为昆弟；因得为诸牧令关说而收其贿。

　　据《梦蕉亭杂记》载，荣禄与鹿传霖别有一重渊源，荣禄的岳父零桂为鹿传霖的老师，本有世谊，故而相亲。此为庸庵尚书闻荣禄亲口所言，所记可信，而荣禄之言不可信。本有世谊，诚然不假，但本不相识，亦是事实。鹿传霖同治元年翰林，散馆分发广西当知县，升知府，擢道员，以至抚豫、抚陕，与荣禄从无往还。倘为素识，又有世谊，何烦李鸿藻函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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