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5)_高阳

五

　　▼杀贼书生纸上兵

　　另一张的张佩纶，为李鸿藻的门生，论到人品，比张之洞高出很多。我读近代史，发现了许多极有趣的课题。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如果马江之役不是一败涂地，张佩纶即有挫折，不如是之甚，恐怕以后的政局，又是一番光景。至少李鸿章个人，定不至于“晚节不终”。

　　有一个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如曾国藩这种节制五省军务，督抚中从未有过这种大权的人，“大事”或者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办了，所以接手之初，便当有长远的计划。替手有人，则不必求急功，亦不忧失初志，乃能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国藩本人在金陵克复之前，至少已找好两个替手，一是助李鸿章建淮军来替湘军，二是将长江上下游以外的东南地区交给左宗棠。大致说来，这两个替手都找得不错，应该归之于曾国藩的“相业”。

　　李鸿章的北洋军系，矛盾甚多，而且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都不是肯安分的人。李鸿章为避“合而谋我”之厄，犹须在此数人之中，制造矛盾，相互牵制，其操纵之道甚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不可能于淮军将领中，选出一个能笼罩全局，为他代掌北洋的人物。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非科甲出身，绝不能大用。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封侯拜相，膺专阃之寄，可一而不可再。淮军将领中，最有资格的只有刘秉璋，但已独树一帜，在光绪初元，与淮军的关系已相当疏远了。李鸿章数年物色，才找到了张佩纶。

　　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后来死在浙江。李鸿章与张印塘有旧，曾资助张佩纶盘籍回灵。一个有心结纳，一个亦以种种关系，乐于倾从。当时李鸿章看中张佩纶的，第一是才气；第二是与北派的关系；第三是清流魁首，台谏讲官中的佼佼者亦都不敢惹他，将来接掌北洋，麻烦会比自己少得多。

　　《孽海花》中说张佩纶赎罪进关后，去看李鸿章，发现李小姐的两首七律，顿生知遇之感，因而求婚，事实不尽如此。张佩纶不是那样冒昧的人，李鸿章亦不会视爱女的终身大事如儿戏。托以姻娅，即有传授衣钵之意。

　　张佩纶早在甲申年已为南派，亦即为倾向于翁同龢一系者所不满。《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互相齮龁，而满大臣骄奢宴乐，騃不知事，宫闱亦相厄，以速其亡。盖宦途未有不相挤者，特视为何如人。愚者，譬如担夫争道，智者则击毂偿车矣。试以晚清言，曾文正见扼于祁文端，微肃顺左右之，几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与左文襄、沈文肃交恶，虽无大影响，亦是一例。

　　光绪初叶，帝后两党交哄，而李高阳与翁常熟交恶，其终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战，所关于国运者甚大。

　　当时高阳、常熟阴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时有言文忠有异心者，旨令常熟密查，复奏“李鸿章心实无他”。事见宋芸子诗自注。其后翁力主战，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战而战，所失倍甚。

　　前录陈伯潜感春诗，即可见高阳一系之微词。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张绳庵等，皆与高阳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沈子培，则与常熟善。其分野，可于《越缦堂日记》等书见之。而南皮受常熟之扼，为最甚。

　　《广雅堂诗集》中《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注：“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五十九字，叙述昭晰。

　　常熟之扼南皮，予所闻，南皮在光绪中叶，已有入军机议，翁持不可，其后广东报销一案，亦翁核驳，此外，则不能知。此自注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劝其删去，南皮执不可。此事居张幕者，若王司直、许溯伊皆深知之。其后又有《过张绳庵宅》四诗，末诗二句“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统初，南皮入军机，年七十余，则亦躬遘党争，而化为调停者。集中有《新旧》一绝句云：“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是其证也。

　　记中“孝达”为张之洞，“绳庵”即张佩纶。我引录此文的目的是请读者注意两点：

　　第一，自沈桂芬殁后，南派继起无人；北派势力大张，但后起名士，渐与翁同龢亲，自然而然造成了翁复成南派领袖的地位。

　　第二，宋芸子即为宋育仁，为王壬秋得意高足，亦翁同龢门下之一。宋出身张之洞所创建的成都尊经书院，故与张之洞亦有渊源。诗注中谓翁奉旨密查，言“李鸿章心实无他”语，事属可信。于此可知，翁与李鸿章虽有私憾，但为国事，未始不可同心合作，主战主和之所以分歧者，有各种因素激荡使然。不过，欲在政策上求得一致，首须在见解上取得协调。当时李鸿章认为想影响清议，取得支持，张佩纶是最够资格的一个人。我以为李鸿章之所以打算以张佩纶为替手，除了认为他内有李鸿藻、外有张之洞的支援呼应，足以在北洋站得住脚外，同时亦因为他与翁同龢未始不能以对等地位取得谅解。只要张与翁能携手合作，亲翁的南士，对张的观感自然亦会改变。

　　这是李鸿章在光绪亲政前后的想法。李鸿章结纳张佩纶甚早，但思重用张佩纶，则在回任直督以后。照我玩索当时政局，他所忌者仍是“自己人”，即是张树声。

　　李鸿章“用沪平吴”，同治元年由安庆带到上海的淮军只七千人，嫡系部将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另有曾军而为皖人的程学启、湘军的郭松林，以及鲍超的霆军部将杨鼎勋等。另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同行，以其弟鹤章总营务处。程学启功最大，早死，其余诸人自然也都得意了，但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都不是肯久居人下的，所以李鸿章到北洋后，淮军形成分裂，“二刘一张”皆各树一帜。就较广泛的观点看，则是淮军的扩张，亦为李鸿章势力的膨胀，但自以遥尊李鸿章为先决条件，否则即会形成威胁，自必招李之忌。

　　李鸿章于同治八年三月丁忧，直隶总督以粤督张树声署理，此一安排是李找张来为他“看家”。谁知张甫接事，朝鲜发生因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争权而起的兵变，牵涉到对日冲突。派吴长庆率师渡海至朝鲜平乱，虽由李鸿章与朝中定策，但张树声的调兵遣将，后勤支援，亦颇有功。张树声本人可能并无取李鸿章而代之的野心，但直督为疆臣领袖，近在畿辅，向来不能不敷衍朝士，而张树声之子全力周旋清流，有“清流腿”的外号。

　　张树声之子名华奎，字蔼卿，以举人捐班为侍郎，与李慈铭未中进士前的情形相似。所不同者，李慈铭借此获微薪及“印结费”资生以待时，张华奎则借此得以留京，为其父作“公共关系”，而以巴结清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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