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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测，绝非“忿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霨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与“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垞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遗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垞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垞所指及。竹垞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颖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珽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珽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实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 （杭堇浦）轻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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