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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各位老兄如今也是我大清朝的大官了。从此要同心协力，好好为朝廷立一番功劳。来，来，请过来！” 　　八个人由郜永宽领头，一字排开，朝上跪下，李鸿章为他们一个一个加冠。站起身来，称谢的称谢，道贺的道贺，个个笑逐颜开，好不兴头。 　　“二厅上酒席齐备了！”戈什哈来请示，“是不是马上开席？” 　　“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李鸿章肃客进入二厅，宾主连李鸿章在内，正好十个人，分坐了两桌。 　　刚行过一巡酒，忽然有戈什哈来报：京里有廷寄到，请李鸿章去接旨。等他匆匆离座，程学启亦即起身，拱手向大家说道：“少陪片刻，我送一送抚台，马上来奉陪。” 　　李鸿章和程学启一去就不见面了。郜永宽先不疑有他；等发觉有蹊跷，想找人询问时，只听营门炮响，接着远处有炮响应，判断方向是娄门守军发的炮。 　　“这是干什么？”郜永宽问。 　　一句话没有完，里外左右，凡有通路的地方，都拥出来一群士兵，手挺长矛、戒备森严。八个人相顾失色，郜永宽带着一枝手枪，已经拔在手中，却踌躇不敢发，怕一开枪反而性命不保。 　　不开枪亦保不住命，伏甲四起，大声鼓噪：“杀长毛！杀长毛！” 　　“不要动，不要动！”郜永宽弃枪高喊：“我们只要见李抚台，什么话都好说！” 　　没有人理他的话，挺矛直刺，尽皆死于非命，鲜血满地，比红顶子更红。 　　郜永宽所带的那批卫士，当然亦被屠戮，无一幸免。处置略定，程学启立即回城，策马直到“纳王府”，假借郜永宽的名义，下令召集“六等世爵”最低一等“天候”以上的太平军将领，到府商议军情，被召的总计数百人之多，陆续到达、陆续扣留，“纳王府”只进不出，如临大敌。等来得差不多了，程学启下令开刀，尽皆斩首。 　　其时城内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说来，有二十万之多，这个虚头很大，但至少也有三、四万人。无奈蛇无头而不行，所以在程学启重兵戒备威胁之下，绝大部分被缴了械，一小部分起而反抗，亦无非白白送命。这样扰攘终宵，到了第二天上午，局势总算称定下来。 　　而在李鸿章的大营，却起了风波。戈登得到消息，怒不可遏，带了一把手枪去找李鸿章拚命。戈什哈看他手中有枪，面带杀气，赶紧通知李鸿章躲开，戈登咆哮如雷，多少人劝不住。后来又坚持要看郜永宽的遗体，随营的洋务委员无奈，将挂在旗杆上号令示众的郜永宽的脑袋，取了下来，戈登一见，痛哭流涕。当天就拉着他的队伍回昆山了。 　　还有一个比戈登更伤心的，就是郑国魁。戈登不过当程学启与郜永宽焚香结盟时，签名作证，而郑国魁则是最初搭线招降郜永宽的经手人，他的感觉岂止“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直如亲手杀了朋友，良心上所受的责备，无可言喻。最使他难过的是，还如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戈登可以暴跳如雷，发泄怒气，他却不能像人家那样，大骂李鸿章、程学启无信无义，行同禽兽。这样在哀无所诉的万般委屈之下，唯有涕泣绝食。 　　＊＊＊ 　　到晚来李鸿章与程学启见了面，两个人都是脸无人色，因为这件事到底伤天害理，一想起来惊心动魄，五中不安。 　　然而一个是帅、一个是将，行动举止，军心所系，不得不强自克制，细商善后。其中李鸿章的处境更苦，因为这出戏的前半段，他是配角，而后半段要“挑大梁”，一方面要奖许程学启，一方面要抚慰郑国魁。一方面要遣散长毛，一方面要应付常胜军。此外内而论功行赏，外而抚辑灾黎，无不是头绪纷繁的繁难之事。这样两天两夜下来，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眉皆白，可也是形销骨立了。 　　＊＊＊ 　　当然，也有高兴的地方，第一是光复名城，大功一件，从此薛焕之流，再也无法摇撼他了。第二是太平军聚积甚丰，“八酋骈诛”，财货尽落入淮军手中，李鸿章所得自然独多。据说光是熔化蜡烛台和香炉的锡，就有20万斤之多。 　　淮军将领，个个满载，亦不待言。比较文雅却最实惠的是候补知县而为李鸿章管军火的丁日昌，以贱价收买了几万卷善本书。苏州人文荟萃之区，几百年未遭兵燹，旧家所藏宋元精椠，不计其数，武夫所不屑一顾的，大都落入丁日昌手中。 　　血债无须还而名成利就，李鸿章很快地忘怀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精神抖擞地部署着西攻无锡，南攻嘉兴。谁知乐极生悲，麻烦来了！ 　　＊＊＊ 　　淮军杀降的消息，由戈登带到上海，洋人大譁，认为常胜军中的西洋军官，不应该再帮助野蛮的淮军，屠杀无辜。同时对戈登颇致讥评，说他的保证毫无价值。英、美、法各国领事，因为淮军此举，违反了万国公法不得杀害俘虏的规定，而且在人道上说，亦不可恕，因而集会商议，是不是应该修正态度，不助清军，改守中立？ 　　会议的决定是，各自呈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同时由英国提督柏郎向李鸿章提出抗议。这重公案，英国的态度最激烈，这不但因为协守上海及助战淮军，始终是由英国领事及驻华陆海军提督在主持，而且此一消息传到伦敦，已成为在野的自由党攻击执政的保守党的口实，如果没有比较满意的处置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潮。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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