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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三绝句”的第一首是:“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首句是倒装句法,言归隐溪山从不作钧天之梦。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当朝消沉,一时俱尽。陈宝琛放归故里,在福州筑“沧趣楼”,一住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张之洞间接援引,得以再起,复为内廷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草野江湖,虽久绝钧天之梦,而居然又亲九重。这一句在无穷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罢瑶池海亦干”是指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万寿以后不久,与皇帝先后驾崩。海干则何有瑶池,这不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后更无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终。末两句归结到“漱芳斋观剧”,则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斋传戏,陈宝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两句“一曲何堪触旧悲,卅年看举寿人卮”,当然写的是孙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宁记椒风授册时”,下自注“壬申大婚礼成,元和癸酉始来京”,是指陆润庠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后,十二年癸酉进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虽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却未躬逢同治大婚庆典之盛。似与上文渺不相关,而实为指槐骂桑。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马光、吕纯仁、苏轼这一班“元佑正人”,有“女中尧舜”之称。除了“保皇党”以外,遗老们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拟。宣仁病笃时,遇清明颁赐社饭,向老臣诀别,说“明年此时,须记着老身”。陈宝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当年曾蒙帘眷的老臣,但却不如“内廷供奉”的“伶官”孙菊仙,“犹感缠头解报恩”。

  就为了陈宝琛的这三首诗,徐世昌便再也不进宫了。在他当总统时,贺年贺节,照例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这倒还罢了,使得陈宝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国大总统”的身分,给了溥仪一通“照会”。陈宝琛一提起来便括脸皮骂:“不怕丑!”

  这一天,徐世昌当然怕出丑不敢来。不过人不到礼到,遗老中的贺礼,数他独厚。黄开文虽已非大礼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进宫申贺,行了礼,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学,也是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黄开文与梁敦彦,都是当年曾国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广东同乡,交情很厚。梁敦彦有一个难题,跟旁人不便谈,正好与老同学商议。

  原来这次溥仪的婚礼,为王公大臣、宫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复“大清天下”的遗老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兴奋。东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们的眷属,要求“观礼”,觐见“宣统皇帝”。虽然他们郑重声明,这完全是以私人身分提出的要求,但从辛亥革命以来即绝迹于“大内”的这班洋人,毕竟是外国官员,惠然肯来,当然是一种重视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欢迎他们来跟溥仪见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议,在这天受贺以后,特为使馆人员及他们的眷属,在乾清宫设了一个招待酒会。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词。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词,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为了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作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弒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象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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