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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决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决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鎌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鎌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鎌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命，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鎌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鎌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鎌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鎌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框框。一个尺寸稍大，但框边稍低，合在另一个框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请问，”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密探，问小野寺，“这里面是什么？” 　　小野寺答话之前，先取一张名片递了过去，上面印着三行字：第一行是：“大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行是：“主计正”，第三行是：“陆军中佐小野寺一男”。 　　“啊，啊！中佐。”密探问道，“是回天津？” 　　“是的。”小野寺指着柳条筐说，“我到正金银行来领一笔现金。” 　　“是‘老头票’？” 　　“不光是钞票，还有金条。”小野寺说，“你问得很详细，是不是还要看一看？” 　　这名密探不敢做主，“‘巧到麦斗’！”说了这句请等一等的日本话，用中国话跟他的首脑商议。 　　“既然他愿意让咱们检查，不查白不查。查！” 　　那密探便转脸说道：“如果中佐不介意，想请你打开来看一看。” 　　“好！”小野寺转身望着天安门的方向，“风很大。卫兵所在哪里？” 　　“喏！”密探指着城门洞说，“那儿就是。” 　　“我们到那里去开箱子，免得西北风把钞票吹跑了，发生责任问题。” 　　密探觉得他这话似乎有弦外之音，当即译述给他的首脑听，并且加上自己的意见：“倘或他说检查以后，少了多少钱，要咱们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咱们不上他的当，叫他走吧！别查了。” 　　“不查了。”密探手向城外一伸，“请吧！” 　　于是小野寺大模大样地出了前门，直奔车站。时间是扣准了的，将柳条筐抬上火车，旋即开行，直抵天津，由老龙头车站转往大沽口，上了日本轮船“花咲丸”，在船长室将柳条筐打开，徐树铮面无人色，双腿由于长时间蜷缩的缘故，已僵硬得无法动弹，按摩了好一阵，方能起立。 　　第二天“花咲丸”提前出港，南次郎方始打了个电报给鎌田：“行李己安抵天津。小幡公使前保守秘密。” 　　鎌田不理南次郎的叮嘱，谒见小幡，率直陈明经过。事已如此，小幡只好急电东京，请求指示处置方针，覆电是应该照会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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