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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辞职书,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

  这件事,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照旧到院办公。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提出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各省表示反对,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纷至沓来。有一通电报,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

  ***

  一入民国,康有为的声光,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但从袁世凯死后,复辟之说一兴,康有为所起的作用,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

  不过,康有为的主张复辟,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他在遍游欧美以后,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提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当然,张勋搞不清“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的区分,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自应借重康有为,所以派他的秘书。也是“万木草堂”弟子的潘博,将康有为接到徐州,尊以上宾之礼。口口声声称之为“老师”。

  其实,张勋之尊礼康有为,另有目的。在督军团中,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作说客。

  康有为欣然同意,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冯国璋东阁延宾、西园载酒,礼数不但周到,而且显得极其亲热。

  “华甫,”到得酒酣,康有为大剌剌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拙作《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不知你看过没有?”

  这篇文章是在“洪宪”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公然主张复辟。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老实不客气地以《辟复辟论》教训了老师。而且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为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因此,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

  “这样的大文章,哪里能不看。”

  “尊见如何?”

  “自然赞成。”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乘机说道,“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执鞭以从。”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当然不便实说,他只告诉张勋:“华甫是赞成复辟的。没有问题。”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听得这一说,正好接话。“既然如此,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说,“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名为支持,实际上却是“观变”。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长于肆应,对于复辟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因此,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为能为他“破惑”。

  康有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凯告密,缇骑将至,仓皇出京,从戊戌到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进京,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辛,终得重睹汉家威仪,有许多感慨,可向报界发表。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极力劝说,各界对复辟之议,颇为注意。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目标太大,会引起许多流言,增加许多阻力,非智者所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他去看段祺瑞时,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一提此事,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乱。不过,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惊喜莫名。“段芝泉深获我心,你看,他的说法,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有什么两样?”他对潘博说道,“段芝泉是赞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问他是何主见?”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后,戊戌以前,过从甚密。康有为设强学会,袁世凯捐银五百,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而康、袁之间的桥梁,就是徐世昌。不过,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执手欷歔,有着谈不完的旧事。不过,徐世昌是存着戒心的,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决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

  终于正式谈到政见了,康有为问:“菊老对于虚君共和,有何意见?”

  “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谈吗?”徐世昌故意讶然反问。

  “君主是独裁,与共和自然对立。但君主无独裁之权,尊其位而无其实,则与共和并行而不悖。”

  “原来这就是虚君之虚。”徐世昌问道,“可得闻其详乎。”

  “我的主张,早已共白于天下,‘保中国,不保大清’。今日言虚君共和,仍是此一宗旨。第一,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的国号;其次,君主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国会负责任。”

  “如吾公所云,与目前的体制,似乎亦无甚区别。”

  “不然!”康有为答说,“目前是总统制,而内阁又自以为是责任内阁制,犹之乎美国总统之下,又有一英国式的内阁,府院即非争权不可。今明定为虚君,则今上犹如日本大正天皇,坐享尊荣,万世不绝,是故‘保中国’,亦正所以‘保大清’。”

  “这话很透彻。不过,今日大患在国会。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国会,始足以产生负责任的内阁。以中国的民智而言,此恐非一蹴可几。”

  “此自是实情,然而万里之行,起于跬步;不有一画,孰开天地?”康有为将“圣人”的口吻又拿出来,“我去国十有六年,居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两年,后来久居瑞士、瑞典。凡七游法、八游英、一游葡萄牙;至于意大利、比利时、丹麦,频游不记数。逐客生涯,无所事事,惟以考察政治,为我专业。以为邦人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见闻之切,筹思之深。今日欲保中国兼保大清,舍虚君共和制,别无他途可循,是故名为复辟,实在是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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