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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于是邛峡以东，大渡河以西，北起汉山，南迄云南边境，这一片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从此归入汉家的势力范围。西夷各部落，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司马相如重新调整县区，整理交通，并奏准设一个“属国都尉”的职官，加以管理。 　　令人丧气的是，武帝虽赞赏他的功劳，但朝中颇有些大臣，与巴蜀的士绅，持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西南夷这件事，是无益的浪费。司马相如怕引起争论，在皇帝召集“廷议”时，自己因为口吃的缘故，辩不过别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发制人的解释。 　　这篇文章是假设他经营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时，有二十七个地方父老士绅去看他，提出质询，他又如何解释必须要通西夷的道理。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常人对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测高深，因为莫测高深，不免戒惧不安，所以他接下来说：“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接着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事发挥天下必须统一，教化必须普及的理论，以为他的开山架桥，扩大边关来促进与西夷的交通，是“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结论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获，于是来质询的父老士绅为他说服，欣然表示，不论老百姓如何艰困，一定支持朝廷的决策。这样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赏，他下令把这个文件颁行巴蜀，让大家了解天子的苦心。 　　有此一番经过，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说他出使西夷时，受了对方的贿赂。这自然是诬告。西夷愿意内附，原在贪图赏赐，哪有财物行贿？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有求于人，只当行贿，不宜受贿。况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何必又受西夷之贿？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 　　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对此事竟无法辩白，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遭打击，心灰意懒，不作辩白。总之，在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职的处分。 　　闲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复召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但看破仕途，官兴已大不如前。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劳苦，常请病假。好在文君有钱，生活优裕，不妨在家饮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离宫别苑，也召他侍从。一次在陕西盩厔县东南的长杨宫，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与野猪之类的野兽，容易发生意外，特地作赋谏劝。他的几篇有名的赋，几乎都为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长门赋”。 　　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尚堂邑侯陈午，生女小名“阿娇”。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大约五、六岁时，馆陶长公主携女入宫，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戏谑地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指这个，他不要，指那个，他不要，最后指着她的女儿问：“阿娇好否？” 　　胶东王笑着道：“好”，说是“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这一番戏谑，竟致改变了历史，因为弄假成真，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中表联姻。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欣然同意，立阿娇为胶东王的妃子。 　　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废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份，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份，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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