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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因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份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王入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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