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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它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是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账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决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

  “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房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入股如何?”

  古应春筹划了一下,愿意出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去年年底的话;到这年二月里,地皮买足数了,可是顾林却出了事。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位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痫症,合作设大公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卅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家家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恻然心伤,“应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

  “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

  古应春楞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来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像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

  “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老宓,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像比哪一家都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

  “怎么?上海的市面,莫非──”

  “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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