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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和谈。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营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间。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功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藉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覆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

  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像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干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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