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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弊案知多少？(6)

这一吵惊动了船中的殷汝璋，查问究竟，家人将封面上并无受信人姓名的一封信送了上去；拆开一看，内有一张纸条，一张名片、黏在“凭票支银一万两”的所谓“空票”上。名片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纸条上写的是：“计开：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这就是说，用一万银子买六个举人。这六个入闱者，“小儿用吉”很清楚，就是鲁迅（周树人）、周作人，以及周建人三兄弟的父亲。“马；官卷”者，表示此一姓马的秀才（生员）是现职官员之子，自不难查获姓名，此外就不知是甚么人家的子弟了。我以为这票“买卖”，那五家各出正价两千银子，另付周福清居间的佣金，大概二至三成；而周福清则在“整批交易”中，将他的儿子周用吉夹带在内，信手检个便宜。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谓“关节”；简言之就是暗号，可由对方授字，亦可由自己设计。周福清的关节，属于后者；通常事先有接洽的关节，多为两个字，因为字一多，嵌入某处比较麻烦，如果是常用到两个字，可指定嵌入八股文的“承题”。因为八股文的体裁，已公式化，起头“破题”限两句，以下承题限四句，约廿五字，在这个范围内，嵌常用的两字，不致于太困难；如嵌四字，而不落斧凿之痕，则大可凭真才实学一搏，无不必买关节了。所以自定的四字关节，往往嵌于“起讲”之中；起讲多少句，并无定法，通常以十句为准，字数在六七十之间。 　　周福清的运气很坏，不但有陶阿顺这个蠢材偾事；更糟的是苏州知府，光绪三年丁丑正科的状元王仁堪在座。殷汝璋明知道信是投错了，但他不能说：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而当着王仁堪，又不能默无表示；当下将信交给了王仁堪，请他依法处置，以示无私。 　　这一下，陶阿顺当然被捕了，周福清一见事败，赶紧逃回绍兴。事虽出在江苏，但主犯是绍兴人，所以江苏将陶阿顺解送浙江审办。其时科场风气已远非咸丰戊午以后那二、三十年可比；又以第二年为慈禧六十万寿，自军机处到地方大吏都不愿掀起大狱来杀风景，所以对周福清这一案，有个共识，就是“大事化小”。 　　“大事化小”的唯一法门，就是避免株连；尤其是不能连累到殷汝璋。因此，经过周详的考虑设计了一套只是周福清一时之误的说法，在浙江巡抚崧骏呈奏本案发生经过及处置办法的奏折中，强调了如下几点： 　　一、周福清缉拿未获，出而自首。 　　二、周福清将所有的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他的说法，据浙江巡抚崧骏奏述是如此：“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兴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胡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愿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办理请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催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以下即叙投函正考官船上的经过，与周锡恩只字无涉，即殷汝璋及那五姓人家亦毫无干系，因为事前一无所知，完全是周福清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此，崧骏认为自首既应“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而“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而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意谓又应减等科断。如此一减再减，周福清可无死罪。 　　此奏到京，已在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是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刑部题奏，有种种基于吉凶而来的限制，所以类此有关生死的大案，必须在年内办结。刑部完全同意崧骏的法律见解：“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各人包括陶阿顺在内、因概不知情，“均无庸议。” 　　按：照斩罪减一等的理由是：“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所以衡情酌断，量予末减。至于自首减等，尚未计算在内；这便是为皇帝留下再予减刑的余地。向来的惯例是，刑部议罪议得重、留待皇帝减轻，以示恩出自上。所以照常情来说，周福清还不致充军新疆；那知事有不然，刑部拟流三千里，朱笔批示是斩监候。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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