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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弊案知多少？(3)

张伯行做事很泼辣，出奏以后，以咨文致噶礼，暂停会审。噶礼当然要反击，列举七事，奏劾张伯行失职，并表示张伯行冤枉他贪污、“臣不欲求得生”，结下了不解之仇。 　　上论是噶礼与张伯行并皆解成听勘，仍交张鹏翮与赫寿审明具奏。总督，巡抚一起吃官司，是难得的奇闻，有人特为花了盘缠到扬州去看热闹，结果看到一出精彩的闹剧，噶礼与张伯行在扬州府衙门前，由互骂而互殴，两人满地打滚，毕竟张伯行年轻，占了上风。 　　不久，涉嫌的房考官泾县知县陈天立，在看管期间，突然自杀，案情由此逐渐明朗。原来张鹏翮虽蓄意想将此案由大化小，由小化无，但皇帝别有获悉真相的特殊管道，即是责成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秘密奏报。曹寅即曹雪芹的祖父，内务府的包衣出身；曹寅的母亲为康熙皇帝的保母，关系密切而且曹寅能干忠诚，深获宠信；他受命私下侦察其事、密奏直达御前，所以皇帝对此案的内幕，甚至比主审的张鹏翮与赫寿还清楚。 　　案起于扬州一个盐商的子弟吴泌，愿意花八千两银子买一名举人，找到一个名叫员炳的人设法。员炳是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便备了一份重礼去见叶九思，假托吴泌是他的表弟，求“老师栽培”。 　　叶九思不肯收礼，但是答应帮忙，关照吴泌写一个“记号”来；所谓“记号”便是关节，当时员炳通过介绍人在布政司书办李启家中，商定了关节，用“共宝有”三字，嵌入第一场八股文的“破题”中。 　　这个关节送给叶九思以后，他关照员炳去见泾县知县陈天立。向例乡试房考官由本省督抚保荐举人以上出身的知县充任，陈天立即系叶九思所保荐；但叶九思要员炳去托陈天立，另有一个原因，陈是副主考赵晋的亲戚。 　　于是此案中的关键性角色，便由员炳转到了陈天立身上。吴泌既肯出八千两的巨数，事情便很好办了；入闱以后，陈天立向赵晋言明，卧中吴泌，送银五百两。房考那里，他自己去料理。闱中录取的程序。分层负责房考有推荐，即所谓“荐卷”之权；而主考则有取中之权。赵晋只等房考荐卷，写一个“中”字，便可得银五百两，轻松之至，欣然同意。 　　到第一场下来，由誊录房“糊各易书”，分发各房后，陈天立便大事搜寻，寻到句容县知县王曰俞那一房，看破题中嵌了“共宝有”三字，便知是吴泌的卷子了。当下跟王曰俞说：这本卷子跟副主考赵晋有关，拜托他呈荐。当然也许了好处。吴泌便是经过这么一番曲折，而成了新科举人。 　　程光奎则是另一案，舞弊的方法很笨，但现在却很通行，即是“试前猜题”，预先请人模拟了许多篇八股文；如果肯花死工夫，将这些模拟的八股文都读熟在肚子里，临场默写出来，这不算舞弊。程光奎不愿下死工夫，事实上亦没有足够的工夫；他是请托山阳县知县方名，将这些文稿带入闱中，埋在一个冷僻的特定地点；程光奎经搜检入闱后，取出这些文稿，带入号舍，等题目发下来，找一篇相同的，抄写交卷。说也很巧，他的这本卷子，恰好分入方名房中，方名也已看过这篇文章，那就更顺利了，加上一个极好的批语，一荐即中。事后程光奎为“恩师”方名还了八百两银子的债，当然也算受贿。 　　及至事发会审，噶礼蓄意袒护，凡关键之处，均略而不审；张伯行则一概从严，在刑讯王曰俞时，迸出陈天立曾来查寻破题中有“共宝有”三字的卷子；陈天立知道事将败露，畏罪自尽。 　　这件案子由于牵涉到督抚互讦，拖延甚久，最后定谳，赵晋、王曰俞、方名都定了斩监候的罪名；吴泌、程光奎及参与行贿的人充军。其后还发生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插曲，定谳以后，赵晋在扬州监狱中自缢身死，而传出来的消息，说死者并非赵晋，是他的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的状元，扬州府宝应人的王式丹，入狱探视时，在轿子中，藏着一具丐尸，冒充赵晋自缢。至于赵晋，则由屋顶上逃走了。此案又查了三、四年；事后虽证明不确，但王式丹大受讼累，可说是无妄之灾。 　　戊午科场案 　　康熙以后，雍正、乾隆、嘉庆三期，科场案极少，查嗣庭任河西主考，曾兴大狱，但属于政治清算范围，不归于科场案。乾隆朝对此格外注意，真可说弊绝风清，得人亦最盛。但自和珅当国后，风气渐坏；至道光朝则“递条子”之风，几乎公然无忌，于是而有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正主考为大学士柏葰，蒙古正蓝旗人：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廷桂。发榜后，军机大臣焦估瀛，为母称寿，在湖广会馆，大宴宾客；席间，程廷桂谈起，正主考柏葰有在闱中改换试卷情事。其时文宗所信任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此即后来“辛酉政变”为慈禧太后所诛的所谓“三凶”。在“三凶”中以肃顺为尤受宠信，而肃顺此人介乎邪正之间，爱才重士，而专与毫无作为，坐享厚禄的大老作对；听得程廷桂的话，对柏葰颇多不满，准备找机会发动攻击。 　　不久，有个御史叫孟传金，参劾新科第七名举人平龄的试卷，“朱墨不符”。外间传言，平龄是个票友，八月间在某处堂会，粉墨登场，时值试期，如在外票戏，则显然并未入闱，何能得中举人？于是文宗降旨，派载垣、端华、兵部满汉两尚书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不准稍涉回护。在此之前，文宗派侍卫至礼部，调来本科中试的全部朱、墨卷，派大臣会勘，卷中诗文悖谬者达五十余本之多，所以有“不准稍涉回护”之谕。 　　文宗震怒，肃顺等危言耸听，大狱将兴，已可预见；但其间的关键人物为陈孚恩。此人籍隶江西新城，是个阴险无耻的小人，先以趋附道光朝的权相穆彰阿起家。其时朝中正人君子，首推情操绝俗的东阁大学士王鼎，鸦片战争既起，宣宗心无定见，忽战忽和，措置乖方；最后听信穆彰阿的主张，忍辱求和，而归罪于以前所全力支持的林则徐。王鼎愤愤不平，力争不得，自草遗疏，严劾穆彰阿误国，然后闭户自缢。这是所谓“死谏”，对穆彰阿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其时陈孚恩当军机章京，一向为穆彰阿倚重，这天看王鼎未曾入朝，心知有变，赶到王家，入门便听得全家号哭之声；而尸首尚未解下，因为凡大臣自缢，必先奏闻，派大员检验之后，方可解下。陈孚恩擅作主张，率领王家仆人，将王鼎的尸首解了下来，在衣袋中发现遗疏，劾穆彰阿而荐林则徐，于是陈孚恩对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沆说：“皇上最近的脾气很大，不愿再听到任何主战的话。尊公的遗疏一上，恤典必不可得；老兄只怕亦将终身废弃。如果你愿意回老家了，不必说它；否则，此奏决不可上，另草遗疏，可得优恤。” 　　这时，“穆门十子”之一，且亦为王鼎的同御门生张芾亦到了，与陈孚恩一起力劝王沆，终于劝服，由陈孚恩别草遗疏，以累疾不治奏上。宣宗有些疑心，但是无从进一步查询；不过恤典甚优晋赠太保，入祀贤臣祠。 　　王鼎的原疏，为陈孚恩私下带走，向穆彰阿表功，不十年当到兵部尚书；但王沆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的陈甘同乡所鄙弃，请假回籍后，不复再出，郁郁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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