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事(26)_高阳

二六

　　及至开宴时，鹤巢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说他临时腹痛甚剧，不能应邀，特意致歉。潘祖荫只好开席；酒至半酣，他开口说道：“我最近得了一座战国时代的鼎，细加考证，是鲁国的眉寿鼎；特此做了一篇图说，大家不妨细读鼎上的铭文，很有趣的。”说完，每人获赠图说一份；吴大激将它拿回家，正好有个江西的举人王同愈来访，他亦是爱好金石的，将这篇图说借回家，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到得会试第二场，照例考五经，诗经的题目是“以介眉寿”；获赠图说的人，恍然大悟，无不引用眉寿鼎的铭文入试卷，王同愈亦复如此。果然潘祖荫已经交代十八房的房官，凡有引用眉寿鼎铭文的卷子，一律呈荐——取中与否，是主考之权；房考初阅，建议录取，称为“荐卷”。结果，许鹤巢坐失良机，而王同愈则捡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科场弊案，在会试中很少发现。因为会试取中，接下来是殿试；殿试只有一天，特派王公大臣监视，决无作弊的可能，如果殿试卷子文理荒谬，再调出会试卷子来一看，原形毕露，那时会有身家性命之祸。

　　清朝的科场案，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顺治十四年丁酉，即是所谓“丁酉大狱”。

　　丁酉科场案，共有三闱出了问题：顺天、江南、河南。顺天闱通称“北闱”；江南闱包括江苏、安徽两省，通称“南闱”，是最大的两闱。且从南闱谈起。

　　这一科江南的正主考为翰林院侍讲方猷；副主考为翰林院检讨钱开宗。发榜以后，舆论哗然，好事之徒，作诗文嘲骂；这本是落第举子，为了泄愤，常有之事，但这回有人作了一部杂剧，名为“万金记”，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留边旁为“金”，其中描写两主考纳贿情状，至为不堪。又有老名士尤侗，亦作了一部传奇，名为“钧天乐”，主考名叫“胡图”，为“糊涂”的谐音，其内容可想而知。这两个剧本，不幸传入禁中，顺治皇帝便有了先入之见。

　　到十一月给事中阴应节，具奏参劾两主考，说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如取中的方章钺，是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猷相知有素，乘机滋弊，请立赐提究严讯。得旨：据奏南闱情弊多端，方猷、钱开宗并同考官，俱皆革职，并连同中式举人方章钺，着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加详审。其他情弊，着江南总督郎廷佐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

　　在此以前，北闱的弊案已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科顺天乡试，共有十四名房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亦皆入选，李振邺胆大妄为，经他的手而通关节者，达二十五人之多。这二十五人的卷子，不可能都分到他那一房，因而用房考专用的蓝笔，开了一张名单，命他的书僮灵秀，到各房去搜觅，结果查出能中的只有五个人。事后，李振邺忘了将名单索回，灵秀以示他的同事冯元。李振邺待冯元刻薄寡恩，所以，冯元将这张名单密密搜藏，准备必要时作为挟制勒索之用。

　　榜发以后，人言籍籍。其时汉人有“南北之争”，这一科顺天的主考曹本荣、宋之绳的籍贯，一个是湖北黄冈；一个是江苏涞阳，都是所谓“南士”。而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虽是江苏高鄞人，却依附北派，为了打击曹宋二人，唆使山东籍的刑科给事中任克溥，于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场大弊，列举舞弊之人，包括李振邺在内。世祖震怒，降旨将疏中有名的人犯，拿交吏部会审。

　　李振邺到堂后，坦承受贿不讳，又攀出张我朴及国子监博士蔡元曦等人。王永吉为了讨好北派，蓄意要兴大狱，将冯元唤了来，用好言骗出那张名单，不道所中的五人之中，第二名就是他的胞侄王树德。于是王永吉上疏自劾；世祖批的是：“王树德审明处分，不必先期陈知。”

　　由任克溥指名参劾，经审问属实者，官员有李振邺等五人；行贿的举人二人，“俱着处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着流徙尚阳堡（在吉林省）。”此为前朝所未有的严厉惩罚。

　　此外冯元名单中人，以及在第一次审问口供中牵涉到的人，尽皆拿问。其中大部分已回家乡，刑部行文各省督抚，逐一逮捕进京，同时世祖降旨，所有顺天乡试取中的举人，加以覆试；日期是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五，地点在太和门，由世祖亲自命题，结果有八个人文理欠通，革去举人，其余皆准会试。

　　但各省举人，虽已云集京师，只以南闱的弊案，正在办理，而御史上官铉又奏请江南新榜举人，照北闱成例，请皇帝钦定试期，亲加覆试。这一来会试便无法按期举行；因而礼部上奏，说“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欠稽，其江南新科举人，恳停止会试。”批谕照准。江南新科举人无辜者，遭受了池鱼之殃。

　　三月十三日，在西苑瀛台覆试，江南新科举人，除八股文两篇以外，另考一篇赋，一首试帖诗，赋题即为“瀛台赋”。每一名举人，有护军二人，持刀监视；堂下复罗列各种刑具，气氛极其恐怖。江苏吴江名士吴兆骞、字汉槎，与两兄并称“江左三凤凰”，赴试时战栗不止，竟缴了白卷，命运可想而知了。

　　江南覆试结果，最幸运的一个叫吴阿呜；其时会试已过，特准参加殿试，亦就是未参加会试而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另外，有七十四人准仍作举人，但已耽误了本科的会试；有二十四人，虽仍准作举人，但罚停会试二科，按会试的年分为辰戊、丑未，本年顺治十五年为戊戌不算，下一科辛丑，再下一科甲辰，停科须至丁未年方得参加会试；至于文理不通，革去举人者，亦有十四人之多。

　　这是丁酉科场案风波的第一波；第二波则为问罪判刑，而北闱轻，南闱重，此为“南北之争”，北派占了上风之故。兹分述如下：

　　一、四月二十二日突传上谕，北闱系案诸人，皇帝要亲自处分。生死决于一言，如果问成死罪，照例“立决”，所以刑部预备了绑索四十副、“口衔”——一块长方形小横木，两头系索，自嘴部横过，系于脑后，小横木恰好衔在口中，目的是禁止犯人在临刑以前，口出悖逆之言；刽子手四十名。这表示，预计有四十个人将被处死；而事实上系狱的犯人，总计还不到四十人，因此这样从宽预备，意味着全体犯人，都有骈首就戮的可能，因此起解入太和门之时，犯人都吓破了胆，胆汁绿色，因此“便溺皆青”。

　　那知雷声大，雨点小，上谕：“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即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候旨。”

　　于是刑部遵旨，在长安街行杖；下杖极重，彷佛打算拿他们“立毙杖下”似地。刑部左侍郎杜立德虽是北方人，但极富正义感，喝住隶役骂道：“皇上天恩，特赐宽宥，你们是必欲置之于死地，辜负皇上的恩典吗？我告诉你们，止可示辱，不准重责，有甚么责任，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一脚踢死你们！”幸亏有这番仗义执言，才没有发生惨剧。

　　第二天，刑部拟定诸犯罪名，计分“斩立决”、“绞立决”、“绞监候”三等，上谕“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王树德本在“斩立决”之判，此时可以不死。北闱弊案，至此告一结束。

　　二、南闱案结于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原拟至考拟绞，同考充军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革去举人。向来刑部拟罪，都比较重一点，留下为皇帝减刑的余地，以示恩出自上。不意刑部拟轻，皇帝改重，正副主考方犹、钱开宗“俱着正法”。所谓“正法”即明正典刑、公开处决；绞刑只在监狱中执行并不公开，因此“正法”便是由绞刑改为斩决。

　　房考共十七员，除一员已死亡，其余十六员均处绞；举人方章钺、吴北骞等八员，责四十板，充军宁古塔。至于所有人犯“家产籍没入官”，亦就是所谓“抄家”，不消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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