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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曲(4)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肖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肖邦让你敲坏啦!’”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啰,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莉娅,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来。”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么?”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我也听闻一些红卫兵的暴行。”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甚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铎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就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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