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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恶师和初中(2)

一般小孩第一次离家到学校住宿的那种依恋或畏惧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在开封时，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回到辉县，也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宿舍里，小朋友拥拥挤挤反而觉得热闹有趣。不过那些小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的荒村僻壤，尤其是来自山地的学生，讲得一口比辉县话还奇怪的盘上话（“盘上”是辉县北部山区地带，海拔约一千公尺）。他们是当时典型的山地居民，呆头呆脑，言语粗鲁。最初，我们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木板床紧紧相连。有一天晚上，和隔床来自盘上的一位名叫尚均的同学，一言不合，他闪电拳头已击中我的胸膛，我看他个子既大而又蛮不讲理，不敢还手，吃了闷亏，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十年后，尚均当辎重兵团驾驶兵，还载着当时已是兰州大学学生的我，西出玉门（甘肃省玉门县，不是玉门关），饱览西疆的景色。 　　我以辉县平地人的身份看盘上山地人，县城距盘上大约二十公里，认为盘上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而开封人看辉县人，也认为辉县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北京人看开封人，同样认为开封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南方人看整个的北方人，也认为北方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后来更发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也都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这种观察和感慨，虽累积了四十年才得到，但它确是源于尚均那猛烈的一拳。 　　我考取初中，对自己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了恶师侯万尊；第二，我开始学习英文，用不了两个礼拜，就把二十六个字母既会写又会背，可惜我的英文程度就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能提升。好比说，那个the字的发音，我几乎念了一年多，几千万遍，还是不会。因为我念英文，完全是用中文注音的，而the字的发音是没有恰当的中文可以注的音。然而，使我对英文完全绝望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学校开课后不久，英文课本上有下列的一句话：“I have a pen.” 　　我就注音“爱”“海夫”“恩”“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万想不到，书被磨来磨去，字迹有点模糊，“恩”变成“思”，“盆”变成“盒”。我就读说：“爱海夫思盒。” 　　英文老师是梁锡山先生，河南大学毕业，他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问我说：“思盒？思盒？思什么盒？哪里来的思盒？你怎么读成思盒？”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把我吓坏了，赶紧低头找书再看，因为惊慌过度，连“思盒”也不见了。可是梁老师却耳聪目明，他把英文课本夺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毛病出在哪里，顺手拿起了砚台，敲打我的脑袋，重复说：“思盒，思盒，看你还敢不敢再思盒？” 　　这一次是我上初中第一次挨打，以后虽没有像小学五年级时那样打不离身，但也唤回了我自以为从此完全摆脱了挨打的恶梦。我的英文程度是这样的低落，算术程度更在水平以下，雪上加霜的是，初中课程除了算术一门课以外，又加上代数，除了代数以外，又加上物理和化学，每一门课都是一个苦难，使我无法应付。我真不明白，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学也学不完。尤其学校的师资，一个不如一个，像英文老师梁锡山，他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年轻人，拥有一个痔疮和一个胖太太。他的英文程度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发现英国人的名字中经常有威廉第三、查理第五，感觉到非常奇怪，心里想，这是不是和中国的三叔、五叔一样。而且，我读了两年初中，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英国人有没有姓？假定没有姓的话，他们家族怎么区别？假定有姓的话，那姓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使人大惑不解的，好比说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啊！想不到他会叫约翰第二，这使十二岁的我，想了两年都没有想通。有一次，我鼓起胆量，向梁老师提出这个问题。 　　梁老师回答说：“英国人没有姓，他们都是依照第五、第六顺序排下去的。” 　　“可是也不对啊！”我说，“那么，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为什么却叫约翰第二呢？” 　　梁老师被问住了，他倒没有翻脸，只搔搔头，站起身子，说：“有时候他会将儿子过继给他哥哥弟弟的，所以连名字和辈份都改了。” 　　我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梁老师已经走开，手摇着一把折扇，用力的搧风。 　　我心里虽不服气，但并不敢追上去再问，以后也不敢再提出来。我心里有一种反抗意识，我相信英国人一定有姓。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我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份老师，总夸奖我聪明，我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我，揭起了“横行”革命，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我聪明吗？聪明不能使我学会功课，却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我。所以，我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的，我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我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我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至于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他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程度跟我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的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我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他是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他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他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他脸上堆满了像核桃一样的那么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我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我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我是谁。虽然我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我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半调子。我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我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能“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是一位可爱的老师，是一位音乐女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她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他的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的扶着她跨过水沟。我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和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拚命的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但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我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唯一小门，用砖堵死（四十年后，当东德共产政权兴建起柏林围墙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家里这个围墙），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反目的措施，我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就在我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我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我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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